官員晉升激勵理論及其對地方政府行為的作用

組織行為學激勵論文第六篇:官員晉升激勵理論及其對地方政府行為的作用 摘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快速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奇跡,很多學者認為中國自上而下的地方官員晉升機制是推動中國近幾十年經濟高速發展的重要根源。文章在介紹晉升激勵理論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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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行為學激勵論文第六篇:官員晉升激勵理論及其對地方政府行為的作用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快速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奇跡,很多學者認為中國自上而下的地方官員晉升機制是推動中國近幾十年經濟高速發展的重要根源。文章在介紹晉升激勵理論的基礎上,系統地梳理了近幾年官員晉升激勵影響地方經濟增長的國內外主要研究成果,最后闡述了官員晉升激勵促進地方經濟增長的機理,即官員晉升激勵促使地方政府增加預算外收入(土地出讓金和地方政府債務),進而加大生產性公共品投資,從而推動地區經濟發展。   關鍵詞:官員晉升激勵; 地方經濟增長; 地方政府行為;   眾所周知,在西方經典的經濟增長理論中,自然資源稟賦、物質和人力資本積累以及技術創新能力等因素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在人均資源稟賦、技術創新水平等方面并不存在優勢,經典的增長理論很難解釋中國近四十年的經濟增長奇跡。所以,一些學者開始嘗試從其他角度探索中國增長的內在機理,周黎安等提出的晉升激勵理論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 官員晉升激勵理論   1.1 官員晉升激勵理論的內在邏輯   1981年,Lazear等[1]首次提出了競賽的激勵機制特性。周黎安[2,3](2004,2007)在此基礎上,將契約理論中的競爭激勵引入中國行政治理模式中,提出了著名的“晉升錦標賽”理論。隨后,張軍[4](2005)提出的“為增長而競爭”和徐現祥的“經濟增長市場論”盡管與“晉升錦標賽”的表達有所不同,但它們卻有一致的內在邏輯:在中國的政治體系中,中央及上級政府有權力決定下級政府官員的任命,所以為了獲得稀缺的晉升機會,下級政府會大力推動地區經濟增長,以期在上級政府制定的以經濟績效為核心的考核競爭中勝出。   上述理論也得到了不少實證分析的驗證。Li等[5](2005)利用1979—1995年省級官員數據,發現經濟績效越好的省份,官員獲得晉升的概率越大。隨后,王賢彬等[6,7,8](2010)將數據擴展到1978—2005年,也得到了相似的結果:良好的經濟增長績效有利于省長晉升為本省書記。在市級層面上,羅黨論等[9](2015)認為由于出色的經濟績效可以打造官員的政治“精英”形象進而提升公眾對政府的信任,所以上級政府更愿意提拔任期內經濟增速相對較快的官員。Landry等[10](2018)則認為經濟績效確實會促進官員晉升,但是這種影響只發生在縣級政府,省、市層面則沒有顯著相關。另外,也有一些學者對晉升激勵理論產生了質疑,其中最有力的是陶然等[11](2010)的研究工作。他們利用省級官員晉升數據重估“官員晉升錦標賽理論”,發現在對GDP增長率進行去均值化等處理之后,省級層面官員的政治升遷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并沒有顯著關聯。   1.2 其他因素對官員晉升激勵的影響   中國的官員升遷是一種綜合全面的考慮,中央或上級政府不僅會考察經濟增長等顯性標準,還會考慮地方官員個人特征和其他隱性標準。   在官員個人特征方面,年齡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黨中央一直致力于實現干部隊伍年輕化,1992年明確強調省級黨政領導班子成員的平均年齡要保持在55歲左右。因此,年齡過大的官員晉升機會很小,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也隨之降低。紀志宏等[12](2014)則認為,官員年齡與晉升激勵呈倒U型關系:對于不年輕卻沒有到“退休”年齡的官員來講,展現優異的政績是獲得晉升的最后機會;而對于年齡過大的官員來說,不管他們政績如何,晉升機會都非常渺小,因而沒有發展經濟的熱情。另外一個影響官員晉升的重要因素是政治網絡。Opper等[13](2007)通過構造人際關系指數,發現政治網絡對晉升的影響比經濟增長還要大;而王賢彬等[6,7,8](2010)則認為政治網絡在晉升中的確發揮了關鍵作用的,但對大部分官員來說,經濟增長依然是晉升的基本條件。另外,地方官員的教育背景、從政背景和清廉程度等因素對其晉升也有重要影響[14]。   在隱性標準方面,學者們發現,任期和官員交流對官員晉升的影響比較重要。張軍等[15](2007)認為官員任期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呈現倒U型的特征,適度延長任期,有利于發揮晉升的激勵作用[6,7,8]。學者們還發現,官員的平行交流、異地交流[15]對經濟增長都有正向的影響;更進一步地,交流到資源稟賦好的地區的官員,考慮到自己在晉升錦標賽中獲勝的機會更大,更愿意發展地方經濟,而交流到經濟落后地區的官員則相反[16]。   1.3 官員晉升激勵的度量方法   目前,現有文獻對官員晉升激勵并沒有統一的測度方法。從地方官員晉升指標角度來考慮,蒲丹琳等[17](2014)使用各省GDP增長率來衡量官員晉升激勵,錢先航等[18](2011)在GDP增長率的基礎上加入了財政盈余與失業率。從地方官員晉升激勵的經濟結果(地方官員通過降低本地稅率和土地出讓價來吸引國內外企業投資,展開地方政府間競爭)來講,一些學者采用各省外資企業的相對實際稅率[19]、省人均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20]和以土地出讓均價為基礎的競爭指標[21]來刻畫地方政府競爭的努力程度。從地方官員晉升激勵的政府結果來說,羅黨論等[9](2015)利用官員的去向來度量晉升激勵:1代表晉升,0代表留任、平調或者降職。以上學者均是以外在角度度量官員晉升激勵,也有一些學者嘗試從地方官員的內在特征加以刻畫。例如,紀志宏等[12](2014)利用市級主要官員的年齡作為其晉升激勵強度的衡量指標,Xi等[22](2015)則利用官員年齡和政治周期共同度量官員晉升激勵。   2 官員晉升激勵對地方政府行為的影響   2.1 官員晉升激勵與地方政府財政支出行為   在以GDP增長率為核心的相對績效考核中,同一上級政府的相鄰轄區之間的相對經濟增速與地方政府官員的升遷情況緊密相關,導致地方政府在公共品投資上策略性模仿,相互競爭[23]。具體地,地方政府為了在晉升錦標賽中獲勝,大力推動本地區經濟發展,出現了“重經濟、輕民生”的現象,從而造就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結構中“重基本建設、輕人力資本投資和公共服務”的明顯扭曲[19][24]。張牧揚[25](2013)利用1994—2005年地市級分項財政支出數據分析了在晉升錦標賽體制下擁有不完全私人信息的地方官員在地方財政支出方向上的選擇。實證結果表明:個人能力較高的官員通常選擇“經濟性支出”來展示其能力,以期望得到上級政府的青睞,而能力較低的官員則傾向于選擇生產效率低的“社會性支出”。王媛[26](2016)進一步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深入剖析官員晉升激勵對城市公共品投資的影響。她發現,官員晉升激勵對生產性和社會性公共品投資都有促進作用,這種促進作用在官員任職初期更多地體現上社會性公共品投資上,而在晉升的關鍵時刻,地方官員則更重視進行具有短期增長效應的生產性公共品投資。并且,城市發展不均衡也會導致官員在公共品投資上出現差異:在東部發達地區,晉升激勵推動官員更多地投資社會性公共品,而在中西部落后地區則更多地進行生產性公共品的投資。
  2.2 官員晉升激勵與地方政府土地出讓行為   從2000年起,土地出讓無論是數量還是增速都呈現顯著增長,引起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一些學者認為,土地出讓大規模增加是基層政府的財政壓力導致的,即土地財政假說。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財權上移,事權下移,地方財力不足以承擔其支出責任,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尋求新的財政收入來源?紤]到1994年起土地出讓金全部留歸地方,地方政府傾向于通過賣地獲得高額土地出讓金以彌補地方財政收支缺口?梢哉f,土地財政是地方政府主動“突圍”的一個結果[27,28]。然而,現實中商業用地的成交價往往很低,這與土地財政假說產生了矛盾。另一些學者認為,土地出讓不是地方政府的被迫行為,而是地方投資的一個主動表現,即土地引資假說。在中國的官員考核體制下,地方政府通過低價出讓商用土地來增加自身招商引資的能力,促進本地制造業發展,并獲得相對穩定的預算收入,這些都有利于地方經濟增長,可能會進一步增加地方官員的晉升機會[29]。在實證上,張莉等[30](2001)利用省級面板數據證明近年來中國大規模的土地出讓是地方官員對晉升激勵做出的理性反應。范子英[31](2015)在研究中加入彌補財政缺口的轉移支付,發現部長來源地的財政壓力變化沒有對這些地區的土地出讓行為產生影響,無論是土地出讓面積還是土地出讓收入都沒有隨著財政壓力的下降而減少,并且對于中央指定用途的轉移支付,也都被用于生產性的基礎設施建設,而不是社會性基本公共服務的提供,所以土地財政的真實原因是投資沖動而不是財政壓力。   2.3 官員晉升激勵與地方政府舉債行為   對于地方政府債務成因的研究,一些學者嘗試從財政體制角度解釋地方政府的舉債行為,他們認為財政分權導致大規模的財政赤字[32],為了彌補財政缺口,地方政府被迫籌集預算外資金,從而加重了地方政府債務問題[33]。但也有一些學者持相反觀點:黃春元等[34](2015)利用2004—2009年市級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地方財政缺口與債務規模呈負相關關系,即地方政府財政困難并非會導致地方債務規?焖倥蛎,債務膨脹的主因可能是官員晉升激勵。賈俊雪等[35](2017)認為,在以GDP增長為核心的政績考核體系下,地方政府官員為了爭奪稀缺的晉升機會,更青睞于“資源密集型”的投資工程以彰顯政績[36],而有限的預算內資金很難滿足地方政府巨大的投資需求,且攤派或加征各種稅費會損害政府聲譽,因此,地方政府不得不進行“政策創新”,以土地、股權收益等作為抵押,通過建立各種投融資平臺公司變相舉債[17]。這一觀點也得到了一些實證研究的支持:陳菁等[37](2015)發現,晉升激勵強度和各省區的城投債規模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蒲丹琳等[17](2014)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債務增長速度隨著地方官員晉升激勵強度的增加而提高。   3 結束語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快速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奇跡。為了解釋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問題,周黎安等提出了官員晉升激勵理論,認為中國自上而下的地方官員晉升機制是推動中國近幾十年經濟高速發展的重要根源。本文通過梳理晉升激勵影響地方官員行為的相關文獻發現,官員晉升激勵會促使地方政府增加預算外收入(土地出讓金和地方政府債務),從而加大生產性公共投資進而推動地區經濟發展。這一影響機理有利于優化完善中國地方政府治理體系,幫助我們更為深刻地理解地方政府行為。   參考文獻   [1]Lazear E P,Rosen S.Rank-order tournaments as optimum labor contract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1,89(5):841-864.   [2]周黎安.晉升博弈中政府官員的激勵與合作--兼論我國地方保護主義和重復建設問題長期存在的原因[J].經濟研究,2004(6):33-40.   [3]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J].經濟研究,2007(7):36-50.   [4]張軍.中國經濟發展:為增長而競爭[J].世界經濟文匯,2005(Z1):101-105.   [5]Li H,Zhou L A.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9):1743-1762.   [6]徐現祥,王賢彬.晉升激勵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省級官員的證據[J].世界經濟,2010(2):15-36.   [7]王賢彬,徐現祥,周靖祥.晉升激勵與投資周期--來自中國省級官員的證據[J].中國工業經濟,2010(12):16-26.   [8]王賢彬,徐現祥.地方官員晉升競爭與經濟增長[J].經濟科學,2010(6):42-58.   [9]羅黨論,佘國滿,陳杰.經濟增長業績與地方官員晉升的關聯性再審視--新理論和基于地級市數據的新證據[J].經濟學(季刊),2015,14(3):1145-1172.   [10]Landry P F,LüX,Duan H.Does performance matter?Evaluating political selection along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ladder[J].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18,51(8):1074-1105.   [11]陶然,蘇福兵,陸曦,等.經濟增長能夠帶來晉升嗎?--對晉升錦標競賽理論的邏輯挑戰與省級實證重估[J].管理世界,2010(12):13-26.   [12]紀志宏,周黎安,王鵬,等.地方官員晉升激勵與銀行信貸--來自中國城市商業銀行的經驗證據[J].金融研究,2014(1):1-15.   [13]Opper S,Brehm S.Networks versus performance:Political leadership promotion in China[J].Social Science Research,2015(54):332-352.   [14]劉偉.經濟增長與地方官員晉升激勵的研究脈絡[J].經濟學動態,2016(1):90-99.   [15]張軍,高遠.官員任期、異地交流與經濟增長--來自省級經驗的證據[J].經濟研究,2007(11):91-103.   [16]楊海生,羅黨論,陳少凌.資源稟賦、官員交流與經濟增長[J].管理世界,2010(5):17-26.   [17]蒲丹琳,王善平.官員晉升激勵、經濟責任審計與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債務[J].會計研究,2014(5):88-93+95.   [18]錢先航,曹廷求,李維安.晉升壓力、官員任期與城市商業銀行的貸款行為[J].經濟研究,2011(12):72-85.   [19]傅勇,張晏.中國式分權與財政支出結構偏向:為增長而競爭的代價[J].管理世界,2007(3):4-12+22.   [20]吳群,李永樂.財政分權、地方政府競爭與土地財政[J].財貿經濟,2010(7):51-59.   [21]方紅生,張軍.中國地方政府競爭、預算軟約束與擴張偏向的財政行為[J].經濟研究,2009(12):4-16.   [22]Xi T,Yao Y,Zhang M.Competence versus incentive:Evidence from city officials in china[Z].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Working Paper Series,2015.   [23]周亞虹,宗慶慶,陳曦明.財政分權體制下地市級政府教育支出的標尺競爭[J].經濟研究,2013(11):127-139+160.   [24]王世磊,張軍.中國地方官員為什么要改善基礎設施?--一個關于官員激勵機制的模型[J].經濟學(季刊),2008(2):383-398.   [25]張牧揚.晉升錦標賽下的地方官員與財政支出結構[J].世界經濟文匯,2013(1):86-103.   [26]王媛.官員任期、標尺競爭與公共品投資[J].財貿經濟,2016(10):45-58.   [27]陶然,袁飛,曹廣忠.區域競爭、土地出讓與地方財政效應:基于1999~2003年中國地級城市面板數據的分析[J].世界經濟,2007(10):15-27.   [28]曹廣忠,袁飛,陶然.土地財政、產業結構演變與稅收超常規增長--中國“稅收增長之謎”的一個分析視角[J].中國工業經濟,2007(12):13-21.   [29]Liu M,Tao R,Yuan F,Cao G.Instrumental land use investment-driven growth in China[J].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2008,13(3):313-331.   [30]張莉,王賢彬,徐現祥.財政激勵、晉升激勵與地方官員的土地出讓行為[J].中國工業經濟,2011(4):35-43.   [31]范子英.土地財政的根源:財政壓力還是投資沖動[J].中國工業經濟,2015(6):18-31.   [32]Goodspeed T J.Bailouts in a Federation[J].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2002,9(4):409-421.   [33]Mikesell J L.Tax expenditure budgets,budget policy,and tax policy:Confusion in the states[J].Public Budgeting&Finance,2002,22(4):34-51.   [34]黃春元,毛捷.財政狀況與地方債務規模--基于轉移支付視角的新發現[J].財貿經濟,2015(6):18-31.   [35]賈俊雪,張曉穎,寧靜.多維晉升激勵對地方政府舉債行為的影響[J].中國工業經濟,2017(7):5-23.   [36]Guo G.China's local political budget cycles[J].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9,53(3):621-632.   [37]陳菁,李建發.財政分權、晉升激勵與地方政府債務融資行為--基于城投債視角的省級面板經驗證據[J].會計研究,2015(1):61-67+97. 點擊查看>>組織行為學激勵論文(經典范文8篇)其他文章
    張曉穎.官員晉升激勵對地方經濟增長的影響[J].住宅與房地產,2020(03):273-274+276. 轉載請注明來源。原文地址:http://www.724462.tw/html/zhlw/20200424/83294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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