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胡適對日的外交態度及作用

關于胡適的論文第七篇:抗日戰爭時期胡適對日的外交態度及作用 摘要: 抗日戰爭時期胡適多次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外交建議, 試圖以外交手段來解決中日問題, 避免中日戰爭?箲鸨l后, 胡適積極開展國際外交活動, 以苦撐待變的外交理念, 堅持奮戰在國際外交工作的前沿,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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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胡適的論文第七篇:抗日戰爭時期胡適對日的外交態度及作用   摘要:抗日戰爭時期胡適多次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外交建議, 試圖以外交手段來解決中日問題, 避免中日戰爭?箲鸨l后, 胡適積極開展國際外交活動, 以“苦撐待變”的外交理念, 堅持奮戰在國際外交工作的前沿, 為抗日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關鍵詞:胡適; 民國; 抗戰; 外交;   胡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之一, 近代著名的知識分子、社會活動家、文化名人。九一八事變后, 胡適積極參與政治活動, 試圖以外交手段來解決中日沖突, 捍衛民族尊嚴及國家主權。由于國民黨當局在外交思想上的落后及日本侵略的迅速擴張, 胡適用外交來換和平的希望最終落空?箲鹑姹l后, 胡適客觀分析國內及國際形勢提出了“苦撐待變”的方針, 并且積極開展國際外交活動, 以演講為武器和日本侵略者進行輿論上的斗爭。在胡適的努力下, 國際人民認識到日本法西斯的真面目。   一、“直接交涉”   九一八事變后, 國民政府采取了一種極為怪異的外交方針:在軍事上采取不抵抗, 同時在外交上采取不接觸。對于這種曖昧不明的外交策略, 胡適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認為其是“政府最大的罪過”[1]47。在他看來,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理當進行直接交涉。1932年9月, 胡適發表了《論對日外交方針》一文, 其主要觀點:一是盡快與日本交涉東三省的善后問題;二是根據華盛頓會議的前例, 在國聯的斡旋下促成兩國之間的交涉;三是取消偽滿洲國, 恢復中國在東北地區的主權;四是消除東北地區的軍閥政治及軍閥軍事;五是締結新約等。在胡適看來, 如果一味采取回避的態度, 中日間的實質問題將長期處在懸而未決的狀態, 而從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來判斷, 這種狀態所引發的后果顯然會更加有利于日本。因此直接交涉更有利于維護國家利益。但是局勢的變化實在太快, 完全超出了胡適的預測。日本政府野蠻地拒絕了國聯的決議, 堅持扶持“滿洲國”, 甚至指責中國政府長期采取歧視日本的政策以及存在危害日本利益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 胡適也無法繼續堅持直接交涉, 由此轉入“以和備戰”的外交思想。   胡適之所以提出“以和備戰”的外交策略, 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國力不足。九一八事變充分暴露出中國國力的衰落。對于二十多萬東北軍不戰而潰, 張學良曾多次表示出懺悔。但是客觀而言, 即便他拼盡全力和日軍一戰, 也只是徒增傷亡罷了。此后的華北事變再次暴露出當時的中國根本未做好和日本開戰的準備, 而現代戰爭并非是靠愛國的熱忱與人口眾多便能取勝的, 盲目開戰不過是讓民眾投身到戰爭絞肉機中罷了。二是內政危機?陀^而言, “攘外必先安內”是一個非常明智的政治主張, 但是蔣介石將矛頭對準共產黨卻是大錯特錯的。蔣介石雖然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 但是軍閥之間的混戰并未徹底停止, 中國內政實則是一塌糊涂的, 根本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力量[2]78。在內憂不斷的情況下, 如何能應對外患。正如胡適所言:“抗敵救國的第一步是要在一個統一的政府之下造成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三是賣國外交。在胡適看來, 清末至民國政府一直搞的是一種“賣國外交”。九一八事變后, 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各種喪權辱國的條約。這種以出賣國家主權為代價來換取和平的外交是一種偽外交, 必須即刻停止。雖然當時的中國在國力上處于劣勢, 但是鑒于國際形勢, 在外交上仍舊是有所作為的。因此只要據理力爭, 并且集中力量和日軍一戰, 仍舊有爭取到十年和平的機會。正是在這種預判的基礎上, 胡適在全面抗戰爆發前, 一直主張“以和備戰”的外交思想。此外, 對于中日關系, 胡適提出了以下幾點看法, 作為調整中日關系的基本原則:一是廢止不平等條約。胡適主張“日方應當自動放棄《辛丑條約》, 宣告“察東協議”無效。二是禁止分裂活動。胡適反對日本在中國境內策劃一切所謂的“自治運動”。三是收歸領事裁判權。胡適主張“日本放棄在中國境內的領事裁判權”。四是統一外交活動。胡適主張“一切外交活動當由政府全權代表執行, 未經授權簽訂的文件一律無效”。然而作為一個民間人士, 胡適的外交主張并沒有得到國民黨高層的重視[3]47。   二、“最后一次的和平努力”   1937年后, 日本急速擴大侵華的規模, 狼子野心毫無掩藏, 民族危亡迫在眉睫。鑒于此種情況, 蔣介石計劃在7月15日至8月15日召開一次全國性的政治協商會議, 地點位于他在廬山的行館。召開“廬山談話會”主要目的是重塑國民黨的政府形象。國民黨長期在國內搞獨裁政治、迫害共產黨人及民主人士, 其政府形象是極差的, 根本談不上民心所向。對此蔣介石不可能是全然不知的, 否則也不會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雖然蔣介石有意對日開戰, 但是他沒有十足的信心。而且蔣介石始終將黨派的利益置于國家利益之上, 正是這種狹隘的“黨國思想”困擾著蔣介石的政治決策。隨著形勢日益惡化, 中日之戰一觸即發、不可避免。在這種情況下, 蔣介石不得不放下姿態, 以此來爭取國內各方政治勢力的支持。然而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 讓蔣介石原先的計劃被徹底打亂, 同時也打亂了胡適參加此次會談的目的———說服蔣介石做最后的和平努力。據現有史料來看, 整個談話會上胡適共有四次發言的機會, 并且獲得了和蔣介石單獨談話的機會。由于受到時局的影響, 與會者多群情激奮、主張抗日。在此種情況下, 胡適也不得不一改過去主和的觀點, 但是在會上他仍舊堅持不放棄以外交手段來解決“盧溝橋事變”。胡適之所以一再強調外交, 并非是他沒有意識到日本的野心, 而是他對國民黨政府沒有信心。在談話會上胡適曾公開質疑國民黨政府在“盧溝橋事變”上的消極態度, 其激烈程度讓蔣介石感到非常不滿。雖然在談話會上胡適無法直抒胸臆, 但是利用自己和國民黨內多名高層的私人關系。胡適多次與蔣介石會談, 表達了所謂“最大的和平努力”的政治觀點[4]88。胡適早在7月11日便抵達了廬山, 當日便獲得了和蔣介石面談的機會, 并且建議中央軍立即開赴華北以穩定局勢。應當說胡適的進言是有作用的, 第二日蔣介石便下令調孫連仲所率部隊開赴保定。但是胡適進言的目的并非是為了全面開戰而只是備戰, 其最終的目的仍舊是以戰逼和。然而此時的蔣介石已經下決心, 或者說不得不決心和日一戰。7月17日蔣介石在共同談話會上發表了“盧溝橋事變”處理原則及政府立場。蔣介石說:“萬一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后關頭, 我們當然只有犧牲, 只有抗戰。只有拼民族的生命, 求我們的勝利。”正所謂“弱國無外交”, 如果不是到萬不得已的情況, 蔣介石是絕不會選擇和日一戰的。因此, 8月6日胡適再次向蔣介石提出“大戰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令蔣介石感到非常為難。雖然胡適提出的幾點外交方針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但是以蔣介石的性格是不可能接受的。8月19日, 胡適再次要求面見蔣介石, 礙于胡適在國內和國際的影響, 蔣介石始終保持著謙和的態度, 但是胡適總是以帝王師自居, 凡事都要過問, 令蔣介石越來越無法忍受。在這種情況下, 蔣介石將胡適派到美國, 名為去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 實則是疏遠胡適。但是胡適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有自己的堅持和執著。即便蔣介石完全不接受他的建議, 他仍舊未放棄自己的政治理念。會談結束后的一段時期內, 胡適奔走于國民黨高層官員之間, 試圖影響他們, 從而影響蔣介石的決策。   三、“苦撐待變”   抗戰全面爆發后, 胡適徹底改變了主和的立場, 提出了“苦撐待變”的外交思想。在胡適看來, 國際形勢一定會朝著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 中國必須做好長期作戰、艱苦作戰的準備與決心。在寫給傅斯年的一封信中胡適說:“國事至此, 只有苦撐一途。蘇俄與美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此二國在華無大既得權益, 不動則已, 動則有力也。”此時胡適也意識到調解是沒有希望的, 且西方列強根本不會真心調解與其要求列強調解, 不如要求列強參戰。因此當國內主和勢力再度抬頭之后, 胡適一反過去的主和立場, 指出“和談比戰爭更難百倍”。在胡適看來, 當時的中國已經不具備和談的條件。一方面蘇俄、美國不希望中日和談。蘇俄及美國都希望中國能夠牽制住日本的兵力, 以緩解全球反法西斯的壓力[5]66。另一方面日本根本沒有和談的愿望。如果中國方面表示和談, 必然會失去美蘇的支持。1938年后胡適開始了世界范圍內的國民外交活動, 他將演講作為自己抗日的武器, 向各國人民說明中國的抗戰理由及抗戰決心。胡適的演講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 在一定程度上粉碎了日本在國際上的虛假宣傳, 撕開了日本法西斯的假面具。胡適的講演外交甚至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 胡適在歐美的活動情況日本報紙都有詳細報道。鑒于胡適的演講效果, 蔣介石順水推舟地任命胡適為駐美大使, 但是并未給胡適實權。不僅如此, 雖名為大使卻連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沒有。對于蔣介石的做法, 胡適感到非常的寒心, 但是仍舊堅持在崗位上。在他看來, 此時他不是為蔣介石或是國民黨工作, 而是在為民族和國家工作。在駐美期間, 胡適曾一度大病, 幸而得到美國友人的資助, 才得以病愈。他曾這樣鼓勵同事, “我們是最遠的一支軍隊, 是國家的最后希望”?梢姾m不僅在思想上提倡苦撐待變, 在實際中也是如此。雖然在美期間, 胡適沒有很大的作為, 此后更是被宋美齡架空, 但是他在自己能力所及之處, 貢獻了自己的抗日力量, 仍舊是值得高度贊賞的。   參考文獻   [1]饒向陽.論胡適方法的自由主義精神[J].湖北社會科學, 2010 (5) .   [2]徐希軍.九一八事變后胡適對日外交政策的理性思考[J].安慶師范學院學報, 2006 (4) .   [3]李衡.評胡適的抗戰觀[J].重慶郵電學院學報, 2005 (6) .   [4]周質平.胡適與中國現代思潮[M].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2.   [5]胡不歸等著, 黃艾仁編.胡適傳記三種[M].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點擊查看>>關于胡適的論文(優秀范文8篇)其他文章
    段鳴驊.抗戰時期胡適對日外交思想及其影響探析[J].蘭臺世界,2015(16):78-79. 轉載請注明來源。原文地址:http://www.724462.tw/html/zhlw/20200424/83295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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