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抗戰思想的變遷與成因分析

關于胡適的論文第四篇:胡適抗戰思想的變遷與成因分析 摘要: 九一八事變后, 中國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 胡適憂心國事, 作了大量有利于抗戰的工作, 體現出從主和到主戰的心路歷程。大致而言, 依時序, 其抗戰思想經歷了避戰以求和、主戰亦交涉、主戰以待變三個階段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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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胡適的論文第四篇:胡適抗戰思想的變遷與成因分析   摘要:九·一八事變后, 中國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 胡適憂心國事, 作了大量有利于抗戰的工作, 體現出從主和到主戰的心路歷程。大致而言, 依時序, 其抗戰思想經歷了“避戰以求和”、“主戰亦交涉”、“主戰以待變”三個階段的變化, 且在1935年6月后, 他已逐漸傾向武力抗日, 至1937年9月始堅決主戰。其抗戰思想的形成原因, 除了救亡圖存的愛國心外, 還有兩個重要因素:即欲挽救吾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偉大抱負, 以及在先進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雙重影響下, 敢于任事、實事求是精神的自覺推動。   關鍵詞:胡適; 抗戰思想; 主和; 主戰;   New Discussion about the Anti- Japanese War Thought of HU Shih   HU Hui'e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Shaoyang College   Abstract:After the September 18 th incidence happened in 1931, China had to face serious national crisis. HU Shih was very anxious about our country, and had done a lot of beneficial work during the war period. He had an ideological change from advocating peace to advocating resistance. Broadly speak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iming, his thought had the obvious changes in the three different periods: suing for peace to avoid the war, suing for peace but also ready to resistance, and to meet the war for any changes. After June in1935, HU Shih had been gradually inclined to fight against Japan. Ultimately, in the September of 1937, he determined to resist the enemy.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for the change of his thought about the war. Except the patriotism of saving th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the great ambition to save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our motherland, and the promotion by the spirits of daring to do anything an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which were under the dual influence of advanced western culture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 日本侵略中國的企圖昭然若揭, 中國的有識之士均感亡國滅種的危機再次迫臨。如何奮發有為, 如何保國存種, 逐漸成為國人共同追問與關注的最大話題。   至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 形勢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此時“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 “不同的社會思潮都停止了相互間爭議, 連對立兩極———共產黨和國民黨也走上共同抗日道路, 抗日救亡思潮成為時代最強音。二三十年代曾活躍的思潮不是消融于抗日號角中便是在抗日救亡這個全民族共同要求下尋求更適合的救國方案和主張。”[1]P14“整個中華民族得到了重新的整合”[2]。胡適在此時期非常關注時政, 他通過辦報 (如主辦《獨立評論》) 、“上書” (即給政府當局有關人員寫信, 建言獻策) 、演講或直接參政 (1938年始, 曾任駐美大使) 等方式積極投入抗日救國的潮流中。雖然總體而言, 他大致經歷了從主和到主戰的心路歷程, 并非一開始就有積極抗戰的自覺與信心, 但仔細查閱他在抗戰時期寫下的文章、書信、演講詞等, 結合他在此時期的種種艱難作為, 當深感其強烈的民族意識與拳拳的愛國情懷。因學界對胡適何時明確轉向主戰這一問題頗有爭議, 筆者通過研讀相關文獻, 想盡力還原這一歷史真相, 并從新的角度分析胡適力主抗戰的原因, 以為我們更好地了解胡適提供一點借鑒, 同時也能展現那個年代的自由知識人理性救國的一面。   一胡適由主和到主戰的轉變   胡適在抗戰時期經歷了一個從極力主和到一心主戰的轉變過程, 關于其抗戰思想, 學界已有較多關注, 然而, 對于胡適到底是何時明確主戰的問題, 始終眾說紛紜。筆者不揣淺陋, 首先想就這一問題作一梳理探討。   美國學者格里德先生認為:“到1935年秋……日本人……要求建立一個由華北五省組成的‘自治區’, 南京政府甚至連裁判權也不能再在這個區行使。在這個關頭, 胡適終于得出結論說……中國人別無選擇只有‘為了自保’而戰。美國大使納爾遜·約翰遜認為胡適思想的轉變是很有意義的, 它標志著中國人堅定了自己的勇氣。”[3]P214這里, 格里德先生不僅指出了胡適對日思想轉變的時間, 而且也簡單交待了其轉變的原因:日本人沒有也“不會用胡適所希望的那種抑制或責任感來指導他們的行動”。格里德先生的言外之意是日本的得寸進尺使得胡適對和談不再抱有希望, 從而轉向主戰, 照此分析, 其主戰思想至少已走在政府的前面。無獨有偶, 余英時先生根據聯經公司出版的新編《胡適日記全集》中的資料, 在這一問題上也得出了近似的結論, 認為胡適于1935年7月始, 已逐漸修正他的看法了 (應指原來一直主和的觀點, 筆者注) , 深切認識到中日之間的“和平終不可得”, 到1937年8月以后就轉變為“和比戰難”的觀點。余先生分析說:“胡適在抗戰前六年中雖以‘和’為主調, 但也沒有天真到認為戰爭一定能夠避免的地步。”他一直主‘和’, 是完全建立在 (蔣介石所說) ‘我們現在不能打’這句話的上面。”[4]P248-249   關于此問題, 耿云志先生有較深入的研究, 在《七七事變后胡適對日態度的轉變》一文中, 他認為胡適直到1937年9月初, 才由主和走向主戰, 9月8日離開南京時, 他明告他的“低調同志”汪精衛、高宗武、陶希圣三人說:“我的態度全變了。我從此走上了‘和比戰難百倍’的見解。”而原因是蔣介石確定派胡適、錢端升、張忠紱三人赴美, 為中國抗戰做宣傳, 爭取美國的同情與支持。這是胡適對日態度轉變的一個關鍵[5]P189。   從上可看出, 耿先生認為胡適到1937年9月才轉向對日抗戰。此外, 還有一位學者劉慶楚先生又提出另一觀點, 以為胡適思想的徹底轉變是在南京失守以后, 即1937年12月, 他從無可奈何的“和比戰難”論轉移到“苦撐待變”的頑強抗擊。劉先生分析其原因是“顯然把南京的失守看成是決定戰局方針的一個重要關鍵……南京失陷后, 他不再主和了, 連電政府主張‘苦撐’。”[6]以上學者的觀點大致代表了學界對此問題的幾種看法, 由于意見紛紜, 尚存歧義, 為了進一步澄清胡適抗戰思想轉變這一歷史史實, 筆者仔細閱讀了胡適在抗戰時期撰寫的有關時政的文稿、日記、書信、演講詞等, 認為胡適對日抗爭的主張是很明顯的, 只是有主和與主戰的差別。而胡適從主和到主戰的轉變不能以某個時間點來截然劃分, 甚至其本人后來聲明的“抗戰前六年始終主和”這一觀點也是值得商榷的, 下面筆者將進一步論述其抗戰思想的變遷。   二胡適抗戰思想的變遷   知識人在國家的危難時期, 往往隨事態的發展而有細微的思想變化, 其即時寫就的政論、書信、演講稿等會緊跟時事的腳步, 會展現出復雜多變的一面, 然而這也正是知識人的社會擔當與憂國憂民的真實體現, 我們不能簡單視之。事實上, 胡適固然在盧溝橋事變后不久即徹底傾向主戰, 而在抗戰的前六年 (即1931年9月—1937年9月) , 他其實也是有主戰思想的, 只是表現得不那么明顯, 甚至出現矛盾之處。大體而言, 隨著國事的日益嚴峻, 胡適的抗戰思想經歷了“避戰以求和”、“主戰亦交涉”、“主戰以待變”三個階段的變遷, 而即使在主張避戰階段, 有兩種情形仍會使他傾向戰爭:一是在中國軍人奮起抗爭時, 他往往會歌頌他們的壯舉而肯定主戰;另外就是在敵人過分囂張并有異常殘暴行為時, 他也會憤然要求政府出兵, 積極抗戰。   (一) 避戰以求和的思想 (1931年9月—1935年6月)   九·一八事變后, 一直到華北事變前, 胡適的思想以避戰求和為主, 只是在事態異常嚴重之際, 有過短暫的主戰傾向。   抗戰之初, 胡適認為中日國力、軍力懸殊太大, 不能魯莽應戰以招致亡國之失, 主張避戰求和。關于“九·一八事變”, 他在《丁文江的傳記》一書中寫到:“……日本軍隊炮攻沈陽, 占領全城, 中國軍隊沒有抵抗。那天我的日記有這一條:‘此事之來, 久在意中。八月初我與在君都顧慮到此一著’……國難已臨頭了。我們平時夢想的‘學術救國’、‘科學建國’、‘文藝復興’等等工作, 眼看都要被毀滅了。在君在幾年前曾很感慨的對我說……從前許劭說曹操可以做‘治世之能臣, 亂世之奸雄’。我們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 亂世之飯桶’罷!我們這些‘亂世的飯桶’在這烘烘熱焰里能干些什么呢?”[7]P167-168這段話表現出胡適、丁文江等對時局的悲觀情緒, 以為戰事一起, 國難臨頭, 文人不知從何救國, 而自身的意義與奮斗也都近乎模糊了。所以他對政府的“沒有抵抗”不置可否。   到了十一月初, 看到日軍節節逼進, 侵占的土地不斷擴大, 才給宋子文寫了長信, 主張及早和日本直接交涉, 以為早定合約, 就不致擴大事端, 遺患無窮。他的這種妥協主張并未被當局采納。關于此事, 何應欽在《八年抗戰與臺灣光復》一書里曾有提及。何檢討中國方面的錯誤之一即是“失卻時機的錯誤”, 認為“彼時中國輿情異常興奮, 但也有一部分人燭及機先, 主張相機及早解決。例如胡適之先生等即有不惜依據日本所提五項原則, 毅然直接交涉的主張, 當局終于遲迴卻顧, 堅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則, 致使日本緩和派不能抬頭, 軍人氣勢日深, 問題愈陷僵化……”[8]P997這里, 何應欽是贊成胡適的主張的, 認為積極的求和就是積極的自保, 遠勝“不撤兵不交涉”的糊涂外交, 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胡適的主和思想主要體現在這一時期所作的政論文中, 最明顯的有1933年4月11日寫的《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 文中他明確表示:“我不能昧著我的良心出來主張作戰……我自己的理智與訓練都不許我主張作戰。”[9]當時熱河事件已經發生, 他連續寫了好幾篇抗議文章[10,11,12], 有人就建議他更激進些, 響應“全國一致的主張”, 出來主戰, 他的理性與冷靜促使其寫了此文回應那些不負責任的“清議”, 他說:“從前中、法之戰和中、日之戰都有像徐先生 (指徐旭生, 筆者注) 、董先生 (指董時進, 筆者注) 一樣的慷慨激昂的‘清議’極力主戰……使政府‘無所躲閃’……以至造成即日的局面, 當日主持清議的名流又何嘗想象得到, 又何嘗準備負其責任呢?”[13]這可以說是胡適主和論調的典型宣言書。   胡適在此時期雖以避戰主和思想為基調, 但也并非完全排斥武力抵抗手段。隨著局勢發展的日益嚴峻, 如一·二八事變、熱河事件、華北事變的相繼發生, 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等屈辱協議的接踵而來, 胡適雖然仍舊力主交涉、和議, 以求得數年的自救時間, 但在特殊時候他也流露出不得不戰的氣概。   1932年5月5日“上海停戰協定”簽字, 三日后, 他寫了《上海戰爭的結束》一文, 指出有兩種教訓值得我們注意:一是發現了我國民的抵抗力, 增強了我民族的自信心, 二是因這事件的外交經過, 稍稍引起了政府負責任的態度。“自九·一八以來, 政府除了迷信國聯與九國公約之外, 幾乎束手無策……一誤再誤, 直到整個東三省丟了, 政府還在高唱絕交而不抵抗的怪論……”[14]這里他明顯贊賞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戰行為。同年12月, 他又寫了《國聯新決議草案的重大意義》, 認為國聯的調解, “總比現在這樣不戰不和不死不活的局勢強一點。如果調解不成立, 國聯……不能不被逼上……制裁之路, 那也是比現在的僵局進了一步, 雖然我是決不愿望這個世界同我們一齊走上地獄之路的。”[15]此處的“地獄之路”即應指戰爭。熱河危機中, 1933年3月3日晚, 他與丁文江、翁文灝會商, 共擬了一個電報, 打給蔣委員長, 說明“不戰再失一省, 對內對外, 中央必難逃責。非公即日飛來挽救, 政府將無以自解于天下。”[16]P1129形勢危急, 這些知識人已流露出要政府出兵之意, 只是蔣先生雖復電說五日即北上, 卻不料3日晚熱河全省已陷落了。1933年11月, 華北局勢緊張, 他又寫了《世界新形勢里的中國外交方針》, 提出中國外交應顧到日本、蘇俄、美國、國聯 (代表西歐和英帝國) 四個方面, “如果此種理想必經過一次大犧牲才可實現的, 那是人類的愚蠢所招致, 雖深可惋惜, 然其結果也許可以真做到十五六年前的哲人夢想的‘用戰爭來消滅戰爭’的境界。”[17]此處也體現了他不完全排斥戰爭的觀點。到1935年7月, 他應傅作義將軍的邀請, 還寫了《中華民國華北軍第五十九軍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 (這是胡適第一次用白話寫碑文) [18]P1182-1185, 熱情洋溢地歌頌了1933年長城戰役中英勇犧牲的烈士。以上這些史實表明, 在戰爭已經發生或局勢日趨嚴峻之際, 胡適是不排斥武力抗戰的。只是他依然認為日本也許會警醒, 國聯、美國、蘇俄等也許會出面, 中國也許能盡力再得幾年的穩定日子搞建設, 所以總希望戰爭不要起, 總想著忍辱負重。這種擔憂到了華北事變后, 更多地轉為憤慨了, 他也越來越擺脫猶疑的困境, 而傾向于主戰了。   (二) 主戰亦主和的雙管齊下的思想 (1935年6月—1937年8月)   1935年5月底, 華北危機爆發, 胡適憂心國事, 在日記中寫到:“近來兩鬢的白發添了不少……”[19]6月, 他給時任教育部長的王世杰連續寫了三封信, 痛陳政府的不作為, 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外交方針與抗戰理念。如在6月20日的《與王雪艇 (即王世杰, 筆者注) 書》中, 他提出兩個可能的局勢, “作我們一切國策的方計: (1) 在最近期間, 日本獨霸東亞, 為所欲為……這是毫無可疑的眼前局勢; (2) 在一個不很遠的將來, 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慘的大戰, 可以作我們翻身的機會, 可以使我們的敵人的霸權消滅, 這也是不很可疑的……我們必須先做意大利, 而后做比利時。”文末他明確表示自己不離開北平, “至于我個人的安全, 我毫不在意。我活了四十多年, 總算做了一點良心上無愧怍的事, 萬一為自由犧牲, 為國家犧牲, 都是最光榮的事……”[20]P1381-1383他對時局的分析, 除了“做意大利”一條不切實際外, 其余大致是正確的, 在以后的抗戰中也基本被證實了。   6月27日夜, 他又寫了第三封《與雪艇書》, 此信最詳細, 也最深入, 明確提出政府應“打破那‘準備好了再打’的迷夢……欲使日本的發難變成國際大劫, 非有中國下絕大犧牲決心不可……總得先下決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戰、苦戰、失地、毀滅……”接下來將矛頭指向最高當局, 認為“蔣先生只有‘等我預備好了再打’的算盤, 似乎還沒有‘不顧一切, 破釜沉舟’的決心……老實說, 無論從海陸空的任何方面著想, 我們絕無能準備到可以打勝仗的日子。我們若要作戰, 必須決心放棄‘準備好了再打’的根本錯誤心理。”信末他提出:“恐怕在今日要雙管齊下, 一面謀得二三年或一二年的喘氣, 使我們把國內的武裝割據完全解決了;一面作有計劃的布置, 準備作那不可避免的長期苦斗。”[21]P1381-1388由此, 胡適的對日方針已有所轉變, 而持交涉與迎戰雙管齊下的對日方針了。王世杰在回信中基本接受了胡適的觀點, 認為現在的外交不外兩點:一則交涉應公開;一則應切切實實地準備做比利時[22]P1389-1390。8月到10月, 胡適又接連寫了《蘇俄革命外交史的又一頁及其教訓》、《國聯的抬頭》、《警告日本國民》等文, 鼓勵我們向蘇俄學習, 因為“蘇俄的和平不是1918年3月3日割地賠款的和約帶來的, 是三年的苦戰打出來的。蘇俄的統一政權也是那三年的苦戰打出來的。”[23]充分贊揚了蘇俄的革命抗戰精神。而對國聯也給予肯定, 認為國聯意欲制裁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亞事, 因墨索里尼曾說:制裁就是戰爭, 由此也許“有望牽動第二次世界大戰”[24]。對日本, 胡適還是心存僥幸地相勸, 希望“日本國民不要輕視一個四億人口的民族的仇恨心理……不可不珍重愛惜自己國家的過去的偉大成績和未來的偉大前途”。到1935年11月19日, 宋哲元等招待北平教育界人士, 席上報告日人策動“華北自治”的陰謀, 胡適與傅斯年等均慷慨陳辭, 堅決反對“冀察特殊化”, 表示誓死不屈的精神[25]P1433。11月24日, 胡適寫出《華北問題》一文, 提出“守衛華北”的口號, 認為“華北各省的封疆大吏…… (應該) 在中央的指導之下, 商定整個華北的守衛計劃”[26]。對隨后爆發的“一二·九運動”, 胡適有高度的評價, 認為“學生大請愿游行, 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的一件最可喜的事……至少有幾千中國青年學生是明白表示不承認那所謂‘自治’的傀儡丑戲的”[27]。雖然胡適并不贊同學生罷課, 以后又痛恨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 但他對日本的態度在1935年6月之際, 確然已傾向主戰, 前面所說格里德先生與余英時先生的論斷是基本成立的。只是, 雖然如此, 在政府未明確發出“抗戰”口號之前, 胡適亦始終未放棄和談主張, 因為他讀過馬舍夫斯基的《未來戰爭的研究》, 以為“未來戰爭……交戰之各方必竭其一切之能力, 一切之方法, 直至一方完全疲盡為止。”[28]P1150想著能避免全面的戰爭當然最好。直到盧溝橋事變后不久, 他看清了政府的抗戰決心, 也就不再對和議抱幻想, 徹底轉向積極抗戰了。   (三) 主戰以待變的思想 (1937年9月至抗戰結束)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后, 雖然全國局勢異常緊張起來, 政府也在籌劃作戰準備, 但胡適并未馬上意識到全面戰爭的不可避免, 他當時以為“盧溝橋只是局部事件, 或者不至于擴大。”[29]P15987月11日, 胡適受邀與梅貽琦同赴廬山, 參加“廬山談話會”, 他在蔣委員長面前慷慨陳辭, 極力主張中央不能放棄河北, 使“蔣委員長聽了十分感動”, 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政府最后決定對日抗戰。但由于戰事不利, 他的抗戰主張又有些動搖, 7月30日的日記, 他寫有:到高宗武家吃飯……我們深談國事, 決定了兩事: (1) 外交路線不能斷絕, 應由宗武積極負責去打通此路線; (2) 時機甚迫切, 須有肯負責任的政治家擔負此大任 (其實是寄望于陳布雷, 筆者注) [30]P427。第二日蔣介石約吃午飯時, 又將此意在臨別時告知, 覺得言猶未盡[31]P427-428。8月6日接蔣先生約談話的通知, 于是“先作一長函, 預備補充談話之不足。主旨為大戰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32]P429。8月19日, 高宗武、周佛海、程滄波等“低調同志”要胡適與陶希圣再去見蔣先生一次, 重彈舊調, 但似乎“談話不很有結果”[33]P431-432。   從上可看出, 盧溝橋事變并未使胡適完全轉向抗戰, 直到9月, 第二次淞滬會戰已經打響, 蔣介石也決意派他與錢端升、張忠紱一同去美國開展國民外交, 他才看出政府抗戰的決心, 也才真正支持武力抗戰了。這一心路歷程在其日記中有淋漓盡致的展現。9月8日, 胡適見汪精衛, 勸其不要太性急, 不要太悲觀。后又到高宗武家, 同樣勸其不要太性急, 不要太悲觀, 并說:我們8月初做的“在大戰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 是不錯的。但我們要承認, 這一個月的打仗, 證明了我們當日未免過慮。這一個月的作戰至少對外表示我們能打, 對內表示我們肯打, 這就是大收獲。謀國不能不小心, 但冒險也有其用處……我從此走上了“和比戰難百倍”的見解[34]P436-437。胡適的這一轉變是堅定的, 也是深思熟慮后得出的結論, 因而在后來的抗戰中, 他始終堅持“苦撐待變”, 而不能講和。無論是他在做國民外交的期間, 還是于1938年9月正式出任駐美大使后, 他在歷次的演講、交涉, 給政府的報告, 以及致友人的書信中, 都是強調中國必勝、侵略者必敗的理念, 宣揚中國人民的抗戰精神, 暴露侵略者的殘暴野心, 為抗戰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他后來自己戲稱為是“到海外去做買賣, 賺一點錢, 不但可以糊口, 還希望大家可以復興”[35]P1615。雖然胡適偶爾也有言辭的失當, 但大體上他為國盡責之心是從未缺失的。張忠紱曾回憶說:胡適一向喜歡說老實話, 在某次紐約外交政策協會作講演時, 他表示只要日本退兵, 中國不惜承認滿洲國。那晚前國務卿史汀生亦在座……他很誠懇的 (對胡適) 說:“你怎么能代替東北三千萬人說這種話呢?”適之當時也很感動, 只點首無語。嗣后政府退出南京, 他卻連電政府, 主張“苦撐”……可見適之是一個真正愛國的讀書人[36]P1625。   胡適的抗戰思想于此已清晰可見, 雖然他曾經也是一名主張避戰的“低調同志”, 曾經公開肯定“塘沽協定”的簽字, 曾經妄想能與日本談判, 恢復到“七七事變”前的格局, 甚至還妄言“只要日本退兵, 不惜承認滿洲國”;但他在國家最困難的時候, 始終堅持與敵人抗爭, 始終傳達我們會勝利的正能量信息。手無寸鐵的知識人, 他們在暴力與災難面前, 沒有走向畏懼與投降, 相反, 在血與火的壓迫下, 他們勇擔重任, 竭盡心力, 把自己的才華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這場偉大的民族戰爭。胡適曾說:我“今年 (其實不到半年時間, 因為此文寫于5月, 筆者注) 旅行一萬六千英里, 演講百余次……我在此三年 (指任駐美大使的三年, 筆者注) 不曾有一個weekend, 不曾有一個暑假……”[37]P1776那么, 胡適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抗戰思想?為什么最終由避戰走向了主戰呢?耿云志先生在《七七事變后胡適對日態度的改變》一文中有較詳細的分析, 如對日本侵略者的厭憎, 對抗日將士的敬意, 對國民黨政府無條件讓步的不滿, 民族危機之下自處處人之道以及日本侵略者對胡適的敵意等, 筆者大致是同意的, 但也有幾點不同的思考, 以下將予論述, 供各位方家指正。   三胡適抗戰思想形成的原因   胡適抗戰思想的確立, 應該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國難之時保國存種的現實所迫, 二是對挽救吾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憂思所致, 三是在先進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雙重影響下, 敢于任事、實事求是精神的自覺推動。關于第一個原因, 論述已多,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面對亡國滅種的危機, 有良知的人都會奮起反抗, 茲不贅述, 本文重點談談后兩個方面對胡適的影響。   (一) 胡適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理解與熱愛, 促使其最終走上抗戰道路   也許有人會說, 胡適是全盤西化論者, 主張充分西化, 充分世界化, 在新文化運動中, 他對傳統文化是極力批判的, 即使他做了些“整理國故”的工作, 也只是為了“再造文明”的目的, 又何來“熱愛傳統文化”一說?其實, 這只是那些在由傳統走向近代的進程中積極向西方學習的知識人的表象, 實質上, 他們對傳統文化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感情。唐德剛先生認為, 胡適對西洋文明的吸收和對自己文化傳統的繼承, 只可說是三七開, 也即是三分洋貨, 七分傳統[38]P37-55。余英時先生在新亞書院成立六十五周年慶典上的演講中, 曾明確說到胡適是儒家, 他最佩服的是孔子, 其做人是典型的儒者[39]。余先生還稱胡適受孟子的影響很大, 胡適在西方宣揚儒學, 特別稱孟子為“民主哲學家”[40]。胡適想挽救中華傳統文化的情感, 充分體現在抗戰時期他作的一次演講中:1942年3月23日, 胡適在華盛頓納德克立夫俱樂部對美演講《中國抗戰也是要保衛一種文化方式》, 演講詞長達17頁, 詳細對比分析了中日兩國完全不同的發展歷史與文化, 結語部分說, “由于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背景, 而產生了兩種根本上對立的生活方式。今天, 中國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平方式, 正面臨著日本獨裁、壓迫、黷武主義方式的嚴重威脅。”最后提到中國對日抗戰的三大理由, 除了反對日本帝國作風的重振以及中國人民一向愛好和平外, 還有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我們中國人把懷疑看做一種美德, 把批評看作一種權利。因此我們不愿意讓一個‘視一切思想均有危險性’的民族所統治。”[41]P1767-1775早在1916年, 胡適就已“考慮固有文明的淪亡和輸入文明的收受問題”[42]P107, 針對當時日本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的危難局面, 他就打定主意, 認為需從根本下手, “為祖國造不能亡之因”, 當時他提出的辦法就是其一直強調的興教育辦國立大學, 他重申, 一國無高等學位授受之地, 則“固有之文明日即于淪亡, 而輸入之文明, 亦捍格不適用, 以其未經本國人士之鍛煉也”[43]。所以抗戰時期胡適多次強調中國必須實施“以七年之病, 求三年之艾”的策略, 他也提出我們要切實準備做比利時, 而賦予北京大學以比利時魯汶大學的使命。這些都表明胡適已做好最壞的打算, 即考慮國亡之后的存國之道。這是傳統知識人“道高于治”的信念在胡適身上的折射, 也是曾國藩所謂“不問收獲, 只問耕耘”的士大夫精神對胡適的影響;這是胡適在抗戰問題上的文化思慮, 也應該是他主張抗戰的重要原因。   (二) 胡適主戰思想的形成也是他在中西文化雙重影響之下, 逐漸具有的敢于任事、實事求是精神的自覺推動   一方面, 胡適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尤其是儒家“以天下為己任”、“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理念, 使得胡適在國家危難之時, 積極出謀劃策, 勇擔重任, 奔走不息。另一方面, 胡適曾在20歲時留學美國, 之后七年的留美生活, 也使他深深受到西方先進文化的影響, 他自己就聲稱:“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 一個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 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 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 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 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44]P418-419所以胡適的抗戰思想只是要救國, 只是要負責任的發表言論, 只是要切切實實地解決當前的一個個難題。他在1935年6月后已逐漸傾向主戰, 這是他基于國際國內時局的變化而作出的決定, 上文已有詳細論述。這里僅就抗戰初期他持避戰求和思想的原因再作一點分析, 以使我們能更好地理解他的對日態度。   胡適在抗戰初期雖持主和論調, 但這也是其基于對現實的認真研究而得出的結論, 他至少在三個方面作了努力:一是寄望國聯的調解。他以為即使調解失敗, 但只要國聯仍然具有其“紙老虎”的作用, 就可為我們贏得國際上的輿論支持, 1933年國聯大會通過不承認“偽滿國”, 逼得日本聲明退出國聯, 這也是外交上的一點小勝利。二是爭取時間, 謀國家的統一與自強。這時期他的很多文章都體現出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如在1932年8月底寫的《內田對世界的挑戰》中, 他一面譴責日本的強暴政策, 一面呼吁我們“不能依靠他人, 只可依靠自己。我們應該下決心作一個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計劃……無論國際政局如何變化, 一個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會得人的同情與援助的。幸運滿天飛, 飛不到那不自助的懶人的頭上!”[45]同年11月他又寫了《統一的路》一文, 指出日本嘲笑我們處于“無政府狀態”, 認為“如果敵人這樣的公開嘲罵還不能督促我們努力做到統一國家的目標, 那末, 這個民族真不配自立于天地之間了。”[46]三是警告日本。隨著日本侵略行徑的日益彰顯, 國聯開始調查日本, 我國政府亦嚴厲譴責日本, 而胡適則積極著文警告日本, 這一思想其實始終貫穿于他的抗戰思想中。他希望日本能放下屠刀, 幡然醒悟, 重新使世界歸于和平, 他在《日本人應該醒醒了》、《我們可以再等五十年》兩文中, 充滿信心地指出日本不可能征服中國, 最終的勝利一定會屬于我們。在另一篇文章《一個民族的自殺———述一個英國學者的預言》中, 他判斷日本和美國的戰爭是可能的, 日本軍人的狂熱只會使其走上一條自殺之路[47]。珍珠港事件的爆發, 證明他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   抗戰時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個非常時期, 那些沖鋒在前線浴血奮戰的英雄我們不能忘記, 那些為抗戰而流血流汗的無數人民大眾我們不能忘記, 那些全心謀國、坐鎮指揮戰爭的杰出政治家、軍事家我們也不能忘記。另外還有一些人, 他們沒有拿槍, 沒有當政, 也沒有種田種地捐款捐物去支援前線, 但是其愛國心體現在他們樸實的文字、理性的聲音以及種種力所能及的行為中。胡適這樣的自由知識人, 用他們自己最擅長的方式, 為抗戰的偉大事業獻出了自己微薄的力量, 同樣是應該由歷史銘記的。   參考文獻   [1] 吳雁南.中國近代社會思潮 (卷3) [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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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慧娥.胡適抗戰思想新探[J].長沙大學學報,2017,31(01):58-63. 轉載請注明來源。原文地址:http://www.724462.tw/html/zhlw/20200424/83295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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