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李大釗關于“問題與主義”的論爭

關于胡適的論文第三篇:胡適與李大釗關于問題與主義的論爭 摘要: 20世紀50年代, 胡適因為問題與主義之爭, 成為被批判的對象。本文通過還原當時的歷史場景, 著重指出兩點:第一, 胡適與李大釗的這場爭論, 乃是朋友之間很正常的意見分歧, 這場論爭并沒有損害兩人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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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胡適的論文第三篇:胡適與李大釗關于“問題與主義”的論爭   摘要:20世紀50年代, 胡適因為“問題與主義”之爭, 成為被批判的對象。本文通過還原當時的歷史場景, 著重指出兩點:第一, 胡適與李大釗的這場爭論, 乃是朋友之間很正常的意見分歧, 這場論爭并沒有損害兩人的友誼。第二, 在當時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中, 以陳獨秀、錢玄同、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領袖, 其實也是支持胡適的, 不僅如此, 就是當時以周恩來、毛澤東、曾琦為代表的青年學生, 在這一問題上, 也是支持胡適的。因此,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 胡適與李大釗的這一論爭, 并未損害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思想領袖的正面形象。   關鍵詞:“五四”; 問題; 主義; 胡適; 形象;   Image of Hu Shi in the Dispute over “Problems and Doctrines”   Lin Jiangang   Abstract:Hu Shi was the target of criticism for the dispute over “problem and doctrine”in the 1950s.This paper points out two important facts by restoring the historical scene at that time: first, the arguments between Hu Shi and Li Dazhao resulted from normal different opinions between friends, which did no harm to their friendship; second, the ideological leaders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like Chen Duxiu, Qian Xuantong and Lu Xun actually supported Hu Shi in the disputes over problems and doctrines at that time, and furthermore, young students like Zhou Eenlai, Mao Zedong and Zeng Qi also supported Hu Shi on this issue. Therefore, the debates between Hu Shi and Li Dazhao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New Culture Movement did not damage Hu Shi's positive image as the ideological leader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1919年,胡適與李大釗就“問題與主義”展開過一次論爭。這次論爭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胡適形象。尤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這場論爭被認作“胡適與馬克思主義者沖突的第一回合”。1   不僅如此,胡適認為這也是他被中共批判的導火索。在口述自傳中,他說:   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卻認為我這篇文章十分乖謬,而對我難忘舊恨。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共產黨也在大陸當權了,乃重翻舊案,發動了大規模運動來清算我的思想。2   實際上,現在學界大都已經認定,胡適與李大釗關于“問題與主義”的論爭,屬于朋友之間“茶杯里的風暴”。這場論爭之后,兩人往來不斷,依舊是好朋友。當胡適起草《爭自由的宣言》征求知識界簽名的時候,李大釗也是一個簽名支持者。不過,如果考察一下“問題與主義”之爭時知識分子對“主義”的態度,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心目中的胡適,至少可以看出當時胡適的支持率。   一“五四”思想領袖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的態度   1919年7月20日,《每周評論》第31號刊發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此文引起了很多人的討論。此后,李大釗也發表了爭論文章。“五四”新文化運動內部,在“問題與主義”上出現了分歧。   其實,早在1919年年初,《新青年》編輯部同仁就“主義”問題就產生了分歧。1月27日,錢玄同在日記中寫道:   《新青年》為社會主義的問題,已經內部有了贊成和反對兩派的意見,現在《每周評論》上也發生了這個爭端了。3   日記中,關于“社會主義”,錢玄同提到了編輯部內部的分歧,卻沒有說出到底是誰與誰的分歧。很多學者想當然地認為是胡適與陳獨秀的分歧,其實并非如此。這應該是李大釗與編輯部其他成員之間的分歧。因為此時以及之后的很長時期內,其他的《新青年》同仁,對“社會主義”這一議題是有疑慮的。   胡適的態度不用多說,他之后寫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所針對的,主要就是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這一點,晚年胡適并不諱言,在提到這篇文章時,他曾說:   我的意思是想針對那種有被盲目接受危險的教條主義,如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等等,來稍加批評。4   胡適之外,當時的陳獨秀也反對“社會主義”。晚年胡適曾回憶說:   事實上,陳獨秀在1919年還沒有相信馬克思主義。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對社會主義。在他寫給《新青年》雜志的編者的幾封信里面,我想他甚至說過他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并沒想得太多。李大釗在1918和1919年間,已經開始寫文章稱頌俄國的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了,所以陳獨秀比起李大釗來,以信仰社會主義方面卻是一位后進。5   與胡適這一回憶相印證,1919年,針對胡適的《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中予以反駁。其中就寫道:   《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同人,談俄國布爾扎維克主義的議論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指胡適)等的思想運動、文學運動,據日本《日日新聞》的批評,且說是支那民主主義的正統思想。一方要與舊式的頑迷思想奮戰,一方要防遏俄國布爾扎維克主義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歡談談布爾扎維克主義的。6   “仲甫”即陳獨秀的字。在“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時候,陳獨秀在一定程度上是站在胡適一邊的。陳獨秀的這種態度,到了1920年也還沒有改變。1920年9月1日,他在《隨感錄·比較上更實際的效果》中寫道:“與其高談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不如去做勞動者教育和解放底實際運動;與其空談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實實謀女子底教育和職業。”7   由此可見,當“問題與主義”之爭發生時,陳獨秀站在胡適一邊。   陳獨秀之外,當時的魯迅也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抱著疑慮的態度。1934年,在《答國際文學社問》中,針對“蘇聯的存在與成功,對于你的思想的路徑和創作的性質有什么改變”的問題,魯迅答道:   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著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這“新的”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但因為資本主義各國的反宣傳,對于十月革命還有些冷淡,并且懷疑。8   由此可以看出,此時的魯迅,對布爾什維克主義也抱著疑慮的態度。與魯迅相比,錢玄同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態度略顯曖昧。   1920年9月25日,在給周作人的信中,錢玄同說:“無論談什么‘主義’和‘問題’,都有流弊。如何是好!”9   也就是說,錢玄同認為這兩者都有弊端。1920年12月17日,在給周作人的信中,錢玄同寫道:“我近來覺得我摩訶至那底小民,實在不配講什么安那其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不是說彼等不好,實在佢們底程度太不夠。”10   通觀此信,可以看出,錢玄同并不是要否定安那其主義與布爾什維克主義,而是從國民性角度出發,認為國民性太劣,不配談這些主義。1921年1月11日,在致魯迅、周作人的信中,對于胡適反對談布爾什維克主義,錢玄同表示不以為然,他說:   但適之反對談“寶雪維幾”(按:即Bolshevic的音譯,布爾什維克。),這層我不敢以為然。……馬克思啊,“寶雪維幾”啊,“安那其”啊,“德謨克拉西”啊,中國人一概都講不上。好好地坐在書房里,請幾位洋教來教教他們“做人之道”是正經。等到略略有些“人”氣了,再來開始推翻政府,才是正辦。11   1921年6月12日,錢玄同在致周作人的信中再次表示:   我近來覺得布爾什維克主義頗不適用于中國。何也?因為社會壓迫個人太甚之故。中國人無論賢不肖,以眾暴寡的思想,是很發達的。易卜生國民之敵中之老醫生,放在中國,即賢者亦必殺之矣。12   錢玄同在布爾什維克主義上態度的曖昧,顯示了他思想的矛盾與搖擺。從“問題與主義”論爭的角度出發,錢玄同可算是一個中立派。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在“問題與主義”的問題上,在“五四”思想領袖中,支持胡適的占據了大多數。李大釗所支持的“主義”,明顯處于少數。與這一情形相類似,當時,“五四”學生們也大多支持胡適的主張。   二“五四”學生們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的態度   除了先生們大多支持胡適之外,“五四”的學生一輩也有很多人站在胡適這一邊,至少在思想傾向上是同情胡適的。當時的周恩來在《天津學生聯合會日刊》的《發行旨趣》中寫道:“現在世界的最新思潮是講‘實驗主義’。”13由此可以看出,當時胡適的《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對青年學生周恩來是有一定影響的。   與周恩來類似,當時青年學生曾琦也對胡適的《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表示了支持。1919年7月26日,曾琦在致胡適的信中說:   《每周評論》卅一號所登的大作,對于現在空發議論而不切實的議論家,痛下砭鞭,我是萬分佩服。我常說:“提倡社會主義,不如研究社會問題,較為有益”,也和先生的意思左不多。14   1920年6月26日,金毓黻在日記中也曾評論道:“胡適之謂多研究問題,少提倡主義,所言實有至理,余擬恪遵而力行之。”15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青年毛澤東站在了胡適這一邊。胡適的《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發表于1919年7月,到了1919年9月,毛澤東就發表了《問題研究會章程》,呼吁組織問題研究會,共同研究當時需要解決的許多問題。如果將毛澤東的《問題研究會》與胡適的《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仔細比較,我們可以發現,毛澤東的這篇文章,其思想靈感恰恰源于胡適。胡適在《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中寫道: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人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哪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緊急問題?16   這段話中胡適所提到的問題,都被毛澤東收錄在了《問題研究會》所列舉的71個問題當中。17   不僅如此,同樣在這篇文章中,胡適還寫道:“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18與這句話相類似,毛澤東在《問題研究會》中也寫道:“問題之研究,須以學理為依據。”19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毛澤東這篇《問題研究會》的文章,還特地在當時的《北京大學日刊》發表了。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學日刊》第467號刊登了這篇文章?菚r,在這篇文章的前面,北京大學學生聯合會鄧康(即鄧中夏)還介紹道:   我的朋友毛君澤東,從長沙寄來問題研究會章程十余張,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說狠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F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還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關心現代問題解決的諸君的雅意。20   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的呼吁,引起了當時青年的廣泛關注,眾多青年對“問題研究”非常有興趣。這不能不說是受到了胡適的影響。   毛澤東在當時為何積極響應胡適的號召呢?在后來接受斯諾采訪時,他曾說: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雜志,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范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志。我非常欽佩胡適、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模范楷模。21   由此可見,“五四”時期的毛澤東對胡適是非常推崇的。更饒有趣味的是,在“問題與主義”之爭后不久,胡適還曾寫文章夸獎過毛澤東。當時,毛澤東正主持《湘江評論》,他曾將這期雜志郵寄給胡適。1919年8月24日,胡適在《每周評論》上評價說:   《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方面!断娼u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還有湘江大事述評一欄,記載湖南的新運動,使我們發生無限的樂觀。武人統治之下,能產生我們這樣的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22   胡適在這里表揚的《民眾的大聯合》,恰恰就是毛澤東的文章。述評中的文字也有不少是出自毛澤東的手筆。因為毛澤東所在的《湘江評論》編輯部還代售《每周評論》,23毛澤東可以很快看到這最新一期的《每周評論》。   看到自己的文章得到胡適的高度評價,當時的毛澤東的心情可想而知。恰在此時,胡適正提倡“多研究問題”,投桃報李,毛澤東積極響應,倡導并起草《問題研究會章程》也就不足為怪了。   當然,當時也并非所有的青年學生都支持胡適。王光祈在《總解決與零碎解決》中就批評胡適的零碎解決方案,認為胡適這種漸進改良方案源于對當時政局的無奈與示弱。24   羅家倫則將“主義”與“問題”同等看待,他認為“沒有主義,對于問題便沒有基本的主見,但是談主義,而不能應用他到社會問題上去,則這種主義終歸于販賣的,舶來的,定浮而無所依附的,對于社會有什么益處呢?”25   由此可見,當時,青年人對胡適的主張雖也有不同意見,但絕大多數青年人還是非常贊同胡適的主張的。他的這一呼吁,并沒有損害他在青年人心目中的形象,在這場論爭中,就當時而言,胡適依舊保持了非常正面的形象。   其實,“問題與主義”之爭中胡適形象的受損,源于后來新啟蒙運動中的艾思奇與何干之等人。為了爭奪對“五四”的話語權與解釋權,1942年5月4日,艾思奇在《延安日報》發表了《介紹“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爭論》的文章,這篇文章刻意擴大了李大釗與胡適的分歧,拔高李大釗在“五四”時的地位,貶低胡適的貢獻,開始有意識地將這場論爭定性為新文化運動中不同意識形態的斗爭。   1949年5月4日,何干之在《人民日報》發表《“五四”的兩個基本口號》的文章,進一步將李大釗與胡適對立并割裂開來,并將兩人的論爭定性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斗爭,這種見解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慢慢演變為20世紀50年代之后的主流見解。   注釋   1 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3年, 第190頁。   2 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 第194頁。   3 (1) 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 (整理本) 》 (上) ,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年, 第344頁。   4 (2) 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 第190~191頁。   5 (3) 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 第195頁。   6 (4) 耿云志主編:《胡適論爭集》中卷,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年, 第982頁   7 (5) 陳獨秀:《隨感錄·比較上更實際的效果》, 任建樹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第261頁。   8 (1) 魯迅:《答國際文學社問》, 《魯迅全集》第6卷,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年, 第19頁。   9 (2) 《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5輯,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0年, 第323頁。   10 (3) 沈永寶:《錢玄同五四時期言論集》, 東方出版社, 1998年, 第213頁。   11 (4) 《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5輯, 第330頁。   12 (5) 《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5輯, 第332頁。   13 (1) 《南開日刊》35號, 1919年7月12日。   14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 (上) , 中華書局1979年, 第66頁。   15 (3)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第一冊, 遼沈書社, 1993年, 第60頁。   16 (4) 胡適:《多談些問題, 少談些主義》, 《胡適全集》第一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年, 第327頁。   17 (5)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 (1912.6-1920.11) 》, 湖南出版社, 1990年, 第396~403頁。   18 (6) 胡適:《多談些問題, 少談些主義》, 《胡適全集》第一卷, 第328頁。   19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 (1912.6-1920.11) 》, 第401頁。   20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 (1912.6-1920.11) 》, 第402-403頁。   21 (2) [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 董樂山譯,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2002年, 第110頁。   22 (3) 胡適:《介紹新出版物》, 《每周評論》第36號, 1919年8月24日。   23 (4) 據《毛澤東早期文稿 (1912.6-1920.11) 》第336頁注釋2:當時《湘江評論》啟事中曾有“本報代售北京《每周評論》”的報告。   24 (5) 王光祈:《總解決與零碎結局》, 《晨報副刊》1919年9月30日。   25 (6) 羅家倫:《胡適:〈我的歧路〉》, 《努力周報》第7號, 1922年6月18日。 點擊查看>>關于胡適的論文(優秀范文8篇)其他文章
    林建剛.“問題與主義”之爭中的胡適形象[J].文學與文化,2019(02):20-25. 轉載請注明來源。原文地址:http://www.724462.tw/html/zhlw/20200424/83295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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