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胡適的論文(優秀范文8篇)

中國新詩是在一個極其特殊的時代發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方面打倒孔家店,斷裂傳統,另一方面引進西方,進行改革,所作出的成就之一就是人為地致使了中國新詩的生成。胡適在新詩的變革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在他的啟示下,中國新詩進入了一個新的探索階段。下面是搜素整理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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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新詩是在一個極其特殊的時代發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方面打倒孔家店,斷裂傳統,另一方面引進西方,進行改革,所作出的成就之一就是人為地致使了中國新詩的生成。胡適在新詩的變革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在他的啟示下,中國新詩進入了一個新的探索階段。下面是搜素整理的關于胡適的論文8篇,供大家參考閱讀。 關于胡適的論文第一篇:新文化運動下胡適主張中的文化自信探析   摘要:作為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文化巨匠胡適,他本人所進行的文化創制對中國的文化轉型和中國社會文化觀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國最近的一次文化轉型是從胡適身處的新文化運動時期爆發出來的,而胡適對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發揮了巨大影響。梳理胡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主張中蘊含的文化自信,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彰顯中國共產黨文化自信的歷史過程,凸顯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從而在新時代更加堅定文化自信。   關鍵詞:文化自信; 新文化運動; 胡適; 文化觀;   當前,我國正面臨著復雜的國際環境與國內形勢,改革發展和社會文化轉型進入了新的階段。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的沖擊下并沒有失去自我,也沒有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成為一種文化雜糅。相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體系逐漸形成。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繼承和發展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一貫堅持的文化觀,提出了堅持、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的思想。   一、文化自信的源起與發展  。ㄒ唬┰谖幕兏镏虚_創中國道路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清朝由于器物等各方面的原因慘敗于英國。為求自強,便有了19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洋務運動,雖然武器裝備有所提高,但北洋水師還是全軍覆沒。隨后在對西方的深入了解中,制度的問題被挖掘出來,清朝不僅在器物方面自強,對于西方的制度也要進行學習,一些有志之士就發動了戊戌變法,然而守舊勢力過于強大,這一運動也以失敗告終。經歷了學習器物和制度的階段,國人不禁思考弊病的根源在哪?人們開始認識到思想文化觀念過于守舊僵化,禁錮在封建思想的牢籠中,在這種文化氛圍中所要開展的變革活動都是不可能完成的。   通過這一深刻認知,中華兒女希望轉變新的思想文化觀念來實現早日復興,恢復之前的盛世。民主與科學兩個旗幟在中國的土地上飄揚,新文化運動的強勁力量席卷了中華大地上的一切。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自中國歷史以來,沒有出現過如此偉大而徹底的***。”[1]可以看出這是徹底的,是脫胎換骨似的變革。文化道路的新方向,新的開始都是以這樣一場深刻的文化變革為起點的。  。ǘ┰谛碌臅r代下堅定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以及一個政黨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和積極踐行,并對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堅定信心。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針對如何增強文化自信指出:“我們必須清楚地了解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和基本趨勢,明確中國文化的獨特創造,價值觀念和鮮明特色。”[2]中國傳統文化已成為一種偉大的民族精神,有利于加強民族自信。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我們的文化在歷史長河中從未間斷,真切證明了我們文化的魅力。文化軟實力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我們必須以堅定的文化信心繼承和發展我們的文化,增強我們的文化特色,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夢。   二、胡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主張中蘊含的文化自信   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本身又有留美經歷,在當時對于西方文化的傳入,對于提倡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文學革命有極大的貢獻,他是舊道德的典范,是新思想的老師,也是中國文化轉型的見證。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通過新文化運動的宣傳和改造,使得中國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念開始向現代文化價值觀念轉變。  。ㄒ唬┪膶W革命———中國的文藝復興   胡適認為,中國文藝復興是由于“中西文化”的碰撞。沒有西方文明的刺激和傳入,就沒有中國文藝復興。1917年1月1日,胡適以發表于《新青年》上的《文學改良芻議》開啟了“文學革命”的序幕,立即引發了國內學者之間的熱烈討論,提倡使用通俗的白話文,取代煩瑣的文言文。胡適認為,文學革命旨在創造一種民族語言。因為國語文學是前提,只有國語文學才能創造出民族語言文學的效果。自古以來,雖然中國不乏有價值的國語文學,但沒有人能夠提倡“國家文學語言”。胡適“建設文學革命”的目的是讓西方國家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先例來映射中國現實。   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即在文化轉型時期,胡適提出了“白話文”和“活文學”的概念。要想真正理解胡適提出的觀點,就要把握“活”的概念。胡適使文學形式“活”了起來,文學內容從“虛假”轉變為“真實”。歸根到底胡適的新文學是與人結合了起來,考慮到人,提倡重視人,反映人生和社會現實的。與之相應的建立理論規范,并在不逾矩的情況下,胡適鼓勵積極創作,這也是中國文學界在這一時期創作頗豐的原因。從小說到新詩再到戲劇,尤其在胡適贏得白話新詩革命成功的歷史節點,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任,無論白話詩的變革經歷怎樣復雜的進程,他都自覺承擔起文化轉型這份擔當,這種膽識和創新,不僅利于規范的建立,也樹立典范,給人力量和勇氣。   正如美國學者格里德所說:“除了啟蒙運動,歐洲文藝復興也為有意識地運用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提供了靈感。”[3]胡適對新文化運動與“文藝復興”的比較具有重要影響。胡適用英語解釋了“復興”這個詞,并指出這意味著“再生,等于一個人害病死了再重新更生”[3]?梢钥闯,雖然胡適一直使用“文藝復興”的翻譯名稱,但他更加注重“再生”的意義,并通過創造性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胡適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也存在著現代價值的核心。而應在批判繼承它的基礎上使其重獲新生。胡適在引進西方先進文明的同時,不忘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提取其精髓并致力于發揚光大。因此,胡適努力從中國豐富的歷史遺產中選擇與現代概念完全一致的成分。“這一信念激發了他在中國和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現代經驗之間找到了許多相似之處。”[3]  。ǘ┱韲———重新估定一切價值   胡適認為,要在中國建立一種新的文化,首先要做的是建立在中國固有文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土地上,清晰地了解數千年的文化發展,才能夠發現問題,繼往開來。自1919年下半年以來,胡適發表了“古史辨”“新思潮的意義”等文章。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必要徹底推翻中國固有的所有文學藝術作品。這不僅體現在建立新的中國文學觀的必要性,也體現在通過整理來重新評估傳統價值觀。   胡適和其他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以儒家思想為突破口反對傳統文化,他們認為當時中國沒有別的路可走,要充分西化和接受新的文明,以克服傳統文化的慣性。然而胡適并不是主張全面接受西方,拋棄中國的所有根基,他所認為的是舊文化的惰性太可怕,“愿意向前看的人應該接受這個科學過程的世界文化和他背后的精神文明,使世界文化能夠完全融入我們的舊文化……未來文化發生巨大變化的結晶品當然是一種以中國為基礎的文化,這是不容置疑的。”[3]這歸根到底是為了我們自己本位文化的發展,只是借助西方的“新鮮血液”為我們的文化發展帶來生機,激活和推動我們文化的發展從而不至于成為一潭死水,胡適堅定的還是本國的文化,還是中華民族的文化。   胡適的日記中有一則內容是這樣的,傅孟真說孫中山有許多思想比我們陳舊多了,但他在安身立命處卻體現出是一個新人物。我們的思想新,信仰新;我們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立足點還是傳統的中國“仁”。這是很深刻的自我解剖。正是因為這種生活回歸儒學,文化的神圣性仍然存在,但它已被取代;“道”仍在,只是換了內涵。我們不再尊重傳統的“自然”、忠誠,而是適應社會潮流的救贖和啟蒙,追求個人解放,科學和民主化。   總之,整理國故的基本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見,為中國學術謀解放”即“重新評估所有價值”,以一個正確的態度對待傳統思想學術,同時也為建立新的文明。通過胡適的這一做法,我們仔細梳理評估舊有的文化,持著理性的態度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既反對虛無也反對盲目自大。   三、中國本位與全盤西化之間———世界主義的文化選擇   自從中國文化進入近代以來,隨著社會政治條件的迅速變化,中國文化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歷史變遷。從更現代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現代化是一種外生的現代化———西方列強力量下的被動現代化。在被動和外生現代化的過程中,中西文化沖突是歷史社會的必然反映。雖然傳統文化遭受了許多批評和沖擊,但它對當今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影響較大的是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和1919年五四運動。   在五四運動期間,西學、西器、西制都沒有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的問題必須通過文化現代化來解決。為了滿足和保證中國文化現代化轉型的成功,以“完全西化理論”而聞名的胡適,曾用“充分世界化”來解說“全盤西化”。他指出采取這種激進態度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文化固有的文化慣性,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慣性更是如此。因為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嘗試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通過整個接受,那么舊文化的“文化惰性”才會使他成為一個調和的中國本位的新文化。   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東西方文化之爭出現了兩次。胡適無疑是倡導者、組織者和參與者。胡適指出:“我們的問題是拯救國家,拯救生病的國家,拯救這種半死的文化……”與此同時,胡適強調,如果我們想要國家富強、繁榮昌盛,就必須承認錯誤并從想象中學習: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五四運動以后,國家的興衰和國家的生存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最緊迫問題,但救亡并沒有“壓倒啟蒙”。啟蒙使民主和科學深深植根于人民的心中。中國自身立場的文化建設不僅恢復了我們國家和人民在文化領域的自信心,也為世界文化的繁榮和發展做出了貢獻。   四、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堅定文化自信的實踐依托   文化軟實力是一個國家發展的潛在力量,緊緊凝聚這種力量能夠為黨和國家的發展保駕護航。堅定文化自信,我們才能在文化方面取得非凡成就。  。ㄒ唬┩卣箓鹘y文化價值觀,維護民族精神獨立   文化自信體現了我們對優秀文化的傳承,做到了對中華民族智慧的延續。存在幾千年的中華文化在歷史長河中沒有中斷,盡管中間有一段屈辱的歷史,但我們并沒有被打倒,仍能擺脫過去,維護了國家獨立并擁有固有的發展動力和繁衍模式。我們必須承認的一點是中華文化為當今世界文明的進步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世界處于一個多元的變化格局中,對于自己的民族文化,我們要堅信并認真對待,同時我們也要放眼四方,勇于吸收借鑒外來的文化,將眼光放長遠的同時堅守自己的底線,保持本心。  。ǘ┨嵘龂椅幕泴嵙,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文化自信提升了我們黨領導文化發展的能力。無論是在革命時期還是建設時期,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各族人民抱著一種信念擰成一股繩,積極貢獻自己的力量,幫助國家成就一番事業。依靠文化自信,我們的傳統優秀道德品質在當今時代也依舊被認可,每個人內心堅守并去踐行。而公認的這些優秀品質,于個人、于社會、于國家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中形成巨大的力量。  。ㄈ⿲崿F偉大復興中國夢,擴大國際影響力   當前,中國人的夢想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這是整個民族的價值訴求。一個民族的影響力可以看其文化的傳播力量,看其文化的影響力。當今世界的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在學習漢語,這也反映了中華文化的受歡迎程度。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必須有一個精神支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是我們文化發展的母體,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我們應該堅守自己民族的優秀文化,堅持文化自信,并積極將其推向世界。   總之,世界包含多元文化,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中,彼此會有碰撞、摩擦,需要我們堅定對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只有這樣,才能在現代化浪潮中守住陣地,掌握主動權和話語權。   參考文獻   [1]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0.   [2]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M].北京:學習出版社,2016:202.   [3] [美]格里德.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345.   [4]胡適.胡適全集:第4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305. 關于胡適的論文第二篇:近代胡適對婚禮思想的改良實踐   摘要:鴉片戰爭之后, 中國社會開始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 這個轉型不僅體現在政治上, 還體現在思想、觀念與生活方式上,F代國民既要有現代思想、觀念和意識, 如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等, 還要將不文明、野蠻的行為、風俗、習慣從日常生活中剝離開來, 建立“良善”的生活方式。胡適作為近代著名思想家, 他不僅積極在中國進行“思想”啟蒙, 而且還著手改良了自己的婚禮, 為近代社會的轉型產生了積極影響。   關鍵詞:胡適; 婚禮; 改良; 新文化運動;   辛亥革命之后, 中國社會從帝制進入共和時代, 西方民主、共和、自由的思想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與思想界的活躍呈現鮮明對比的是社會、家庭和個人生活方式層面的變遷卻極為緩慢。思想和生活方式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影響的, 生活方式轉變的背后需要一套新價值理念為支撐, 而現代思想在中國的真正確立也必須體現在人們的日用常行中。胡適作為近代著名思想家, 他不僅積極在中國進行“思想”啟蒙, 而且著手改良傳統禮俗。近年來, 隨著學術界對胡適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其生平、思想、交游等方面都得到了細致的梳理研究, 發表了許多論著。然而, 對于胡適在婚禮等微觀層面改良方面的實踐和影響, 研究的人還比較少。筆者通過對胡適作品及二手研究成果的梳理后認為, 胡適作為民國時期思想界的“旗手”, 其改良實踐為我們觀察現代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   一、胡適對于婚禮的改良   對于推進中國人思想和生活方式現代化, 胡適起到了“開風氣”的作用,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物之一, 他積極推動文學革命, 提倡白話文, 孜孜不倦的在中國宣揚自由、民主、獨立、理性和科學等現代觀念, 對中國思想的現代化做出了重要貢獻。在普及現代觀念的同時, 他受到杜威實驗哲學的影響, 認為“人生實際的事業, 處處是實用的, 處處用效果來證實理論, 可以養成我們用效果來評判假設的能力, 可以養成我們的實驗的態度。”因此, 他要把自己傳播的新思想、新觀念運用到生活實踐中去, 讓新的思想觀念指導實踐并接受實踐的檢驗。胡適對傳統婚、喪儀式的改良正是他對“生活實驗”的大膽嘗試。   婚禮是男女婚姻關系確立時所舉行的一系列為社會所認可的儀式。傳統的婚禮包含議婚、訂婚到結婚的全部儀式程序;槎Y儀式的產生發展是社會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中國傳統婚禮儀式經過漫長的發展過程, 到周代形成了一套完備的儀式制度, 即《通典》所載:“周制:限男女之年, 定婚姻之時, 六禮之儀始備。”所謂“六禮”, 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六禮”之外, 還有“成婦”之禮, 即拜見公婆和拜謁祖廟, 只有得到家庭成員和祖先的承認, 新婦才最終取得家族成員的資格。后世的婚禮在“六禮”的基礎上, 根據時代風尚和社會條件的變化, 有所損益。到了晚清時期, 隨著社會的演進和西方文化的沖擊, 傳統婚禮在時代大潮的沖擊下, 不免需要進行一番變革。   胡適對傳統婚禮制度的改良始于他接受新式教育的熏陶。他的童年是在傳統文化極為昌盛的徽州度過的, 按照傳統的習俗, 14歲的胡適經家族長輩做媒, 與旌德縣江冬秀訂婚。訂婚之后就被母親送到上海接受新式教育, 在這里他得以接受現代思想觀念的熏陶, 接觸到國內外著名思想家的思想, 如嚴復、梁啟超等人的思想。1908年, 胡適出國留學前夕, 家人欲先讓其完婚, 但思想上已經發生激烈變動的胡適寫了一封言辭激烈的回信予以拒絕, 表示對傳統的“合婚擇日”深惡痛絕, 所謂“合婚擇日”是傳統婚禮過程中的重要步驟, 在“問名”之后, “男家如歸卜干廟得吉兆, 復使使者往告, 婚姻之事于是定。”這在科學知識不昌明的時代, 是男女能夠結合與否的一個重要因素。胡適稱此儀式為“最深惡痛絕者”, 體現了青年胡適對傳統婚禮中限制人身自由選擇和迷信因素的反叛。但在傳統社會, “婚姻者, 人道之始。是以夫婦之義, 三綱之首, 禮之重者, 莫過于斯。”男女通過婚姻結合, 生育后代, 一方面可以增加勞動人口, 創造財富, 另一方面則可以在父母年老之時, 盡孝順、供養的責任。從深層角度看, 中國人講究祖宗崇拜, 一旦沒有后代, 則祖宗香火斷絕。因此, 婚姻大事, 向來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哪里有子女反對的余地呢?青春期的胡適在上海初步受到西方自由、民主和科學思想影響, 他不僅反對婚姻中種種迷信的形式, 而且開始反對傳統家族對個人生活的束縛和支配, 對個人自由充滿了向往。   十年之后, 接受了完整西學教育的胡適即將回國, 這位家鄉人眼中的“洋翰林”在給母親的信中表示“吾鄉婚禮, 有許多迷信無道理的禮節, 兒甚不愿遵行, 故擬于歸里時與里中人士商議一種改良的婚禮, 借此也可開開風氣”。胡適雖有“開開風氣”的雄心, 但無奈給他潑了第一盆冷水的就是他的未婚妻江冬秀。胡適由于在外游學, 與訂婚14年的未婚妻從未謀面, 他從美國回國之后, 滿懷期望的去江村探望未婚妻, 無奈江冬秀深受徽州傳統文化影響, 婚前堅決不同意見面, 胡適內心十分不快, 只能留下一封書信, 悶悶不樂的離開了。他在信中抱怨道:“適以為吾與姐皆二十七八歲人, 又嘗通信且曾寄過照片或不妨一見, 故昨夜請姐一見。不意姐執意不肯見, 適亦知家鄉風俗如此, 絕不怪姐也”。同時代的美國男女交際屬于正常的社交, 何況戀人之間的親密關系, 胡適回國后就曾抱怨說:“我在外國慣了, 回國后沒有女朋友可談, 覺得好像社會上缺了一種重要的分子”, 他這里的朋友是指普通女性朋友, 好友回憶胡適“在女人前獻殷勤, 打招呼, 入其室, 必致候夫人, 這是許多學者所不會而是適之的特長。見女生衣薄, 必下講臺為其關課室窗戶。”由此可見, 胡適對女人的態度既是性格使然, 也是受英美紳士文化的熏陶, 他對中國古板的“男女授受不親”的風俗十分不滿。其實, 江冬秀又何嘗不思念自己的未婚夫呢?胡適故去之后, 唐德剛拿到江冬秀自傳的手稿, 上面記錄了“民國六年, 她未婚夫自美返國到她家中去看她, 而這位待嫁女郎‘不好意思’想見他又不敢見他, 因而躲在床上哭泣、裝病”?梢, 辛亥革命過去了六年, 徽州女性的行為舉止和生活方式仍然受到傳統禮俗的制約, 新的思想仍然然對徽州沒有什么大的影響。   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 他對母親安排的老式婚姻必定存在不滿, 但是為了對母親的“孝”和對等待自己十余年的未婚妻的責任, 胡適還是決定接受這段婚姻。他在給自己美國朋友韋蓮司的信中寫到:“我不能說, 我是懷著愉快的心情, 企盼著我們的婚禮”, “我實在非常不情愿在此時為了婚禮而中斷我的工作!”他把自己的婚姻看做是“走向一個重大的實驗——生活的實驗”。而胡適對舊式婚禮的改良, 就是他實驗的第一步。對于婚禮的舉辦地點, 胡適原意是自己工作太忙, 可以讓妻子來北京辦婚禮, 這樣他就可以在擁有新式思想的朋友的支持下大膽的舉辦一場新式婚禮, 從而避免在徽州辦理新式婚禮的阻力。但胡適和江冬秀皆出身徽州地區有名望的家族, 在傳統觀念中, 二人婚禮必須在家鄉親朋好友的見證下, 經過一定的儀式, 方能成為“合法”夫妻。因此, 胡適在母親的要求下, 還是決定回到了徽州老家辦理自己的婚禮。   徽州作為朱熹的故鄉, 他所作的《朱子家禮》非常有影響, 婚禮要經過議婚、納采、納幣、親迎、婦見舅姑、廟見, 婿見婦之父母七個程序。胡適對婚禮做了一定改良, 把一些繁文縟節去除了, 增加了西式婚禮的因素, 如新式的結婚證、互換戒指等。胡適認為自己婚禮與以往不同之處在于以下七點:一、不擇日子。二、不用花轎、鳳冠、霞帔之類。三、不拜堂。四、不拜天地。五、不拜人。六、不用送房、傳袋、撒帳諸項。七、不行跪拜禮。   經過胡適改造的婚禮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破除了迷信色彩, 傳統婚姻中對于結婚日期尤為關注, 需擇吉日, 胡適則不擇日期。不拜天地, 破除中國人對天地的迷信、敬畏之心, 他認為“這是廢除陋習中最重要的一項”。2.宣揚平等, 包括長輩與晚輩之間, “新婦新郎見男女長親, 一鞠躬”, 改變了原來跪拜的禮節, 改用西方人之間尋常的見面禮。傳統婚禮的儀節體現出長幼有別、大小有序的濃厚儒家倫理, 有助于穩固家庭和宗族秩序, 胡適的改良恰恰說明了家族制和父權制的逐漸瓦解。3.取消繁文縟節、節省開支, 減少浪費。   從胡適改良婚禮制度的過程和結果分析, 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盡管在晚清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強烈沖擊, 但儒家思想此時不僅受到袁世凱、康有為等許多上層政治家、思想家的追捧, 將其作為收拾世道人心的救世良藥。而且在生活政治領域, 儒家的精神和價值仍然主導著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特別是儒家所提倡的“孝”道, 貫穿于胡適婚禮之始終。在傳統社會中, “婚禮者, 將合兩性之好, 上以事宗廟, 而下以繼后世也”, 結婚并不是兩個人的事情, 它涉及到家族的興旺、祖宗的祭祀、父母的贍養和后代的養育。鑒于婚姻對家族的重大意義, 它就不僅僅是個人的事情, 因此也就不是個人所能做主, 婚姻大事的決定權多操控于父母長輩手中。儒家經典強調“不得乎親, 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 不可以為子”, 而對父母做出的婚姻安排予以承認和接受, 是子女“順乎親”的體現。胡適的的婚姻正是母親在他14歲時, 按照徽州的風俗給他定下的, 很難說受過西方教育的胡適會心甘情愿的接受這段姻緣。但是出于對母親的孝道, 他多次寫信跟母親表示:“斷不敢不娶妻, 以慰大人之期望”、“亦斷不敢背吾母私出外洋不來歸娶”。在婚禮的籌辦過程中, 他雖銳意改良, 但事事又不得不和母親商量。如果把胡適看做新思想、新觀念的代表, 那他的母親就代表著傳統思想和傳統勢力, 而胡適的婚禮正是兩種思想和勢力交鋒的戰場。這場戰爭無所謂勝負, 胡適的意見也受到了接納, 而母親的傳統道德和價值底線也得到維護。   二、胡適的婚禮改制與新文化運動   觀察胡適對婚禮儀式的改良, 不得不考慮到新文化運動對此造成的影響。新文化運動興起有特定的歷史背景, 即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專制的清王朝, 但是在思想文化領域, 傳統的舊思想、舊觀念仍然束縛著中國人。因此, 接受了現代西方理念的新知識分子, 開始在思想文化領域發起一場新的革命, 即新文化運動。此次運動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摧垮作為專制統治根基的舊傳統, 培養具有現代意識的中國新民。因此, 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內容是:提倡民主、反對專制, 提倡科學、反對迷信, 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 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 不僅在理論上為新思想的傳播搖旗吶喊, 而且要把新思想踐行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   (一) 提倡“重估”一切價值   從前文胡適對婚禮的具體改良中, 可以看到胡適有意識地將迷信、不平等和反人性的儀式從婚禮中剝除出去, 繼而將平等、自由和科學的理念注入日常儀禮。這個過程對胡適來說可能也是痛苦而艱難的, 因為他要和兩種勢力做抗爭, 其一, 和傳統的訣別就意味著“子代”對“親代”的反叛, 這必定會引起和父母長輩的對抗, 胡適對婚禮的改良之中就充滿了緊張、妥協與對抗。其二, 胡適青少年時期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 傳統的許多東西已經深深烙印在他的思想和靈魂深處。因此, 新思想的傳布與施行勢必也要在自己心靈中做出一番掙扎和斗爭。   在面對傳統思想觀念的抵抗之時, 胡適作為一個思想家, 他把對傳統的批判建立在科學和理性分析基礎之上的, 他提出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 主張對傳統采取重新評判的態度。他要求用理性和科學的態度來重新審視傳統的制度風俗、圣賢遺訓和社會信仰與行為, 即不要盲從, 也不要一概否決, 凡事多問一個“為什么”, “我們做一件事, 總得問自己:我為什么要做這件事?為什么要行那種禮?能夠每事尋一個‘為什么’, 自然不肯行那些說不出為什么要行的種種陋俗了。”胡適把那種僅僅依照習慣和慣性行事, 不會反思的人稱為是“下等動物的行為, 是可恥的行為。”這里可以看到, 胡適對傳統價值強調“重估”, 但并非“全盤否定”。胡適八年的留美經歷, 他帶回來了滿腦子的西方思想, 但如果說他要在中國實行“全盤西化”也不盡然。他自幼在徽州地區受到系統的傳統文化培訓, 他對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還是有所肯定的, 這體現在他在國外發表的一些演講當中, 雖然這些演講可能具有美化中國文化的意圖。他在國內有時也會提到要“全盤西化”, 但這并不能代表他的真實思想, 更多的是一種宣傳策略, 因為中國文明“具有極大的廣被性, 必然會影響大多數一貫保守的人”。胡適看到大多數人在傳統面前裹步不前, 他才提出“全面西化”論, 希望推動現代思想的傳播。而且, 胡適絲毫不擔心提倡“全盤西化”會導致中國傳統價值會的喪失, 因為思想家和領導人“前進一千步, 群眾大概會被從傳統水平的原地向前帶動不到十步”。同時, 他堅信中國傳統中好的成分是不會消失的。   (二) 胡適與近代精英的基層文化領導   胡適的家鄉徽州深受傳統文化的熏陶, 這里自南宋朱熹之后, 人才輩出, 特別是在禮學方面, 如江永、戴震、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等。值得一提的是績溪胡氏在研究禮學方面取得的成就極為可觀, 胡適作為績溪胡氏的一支, 對古禮進行變革, 也算是變相的延續了績溪胡氏對“禮學”的貢獻吧!胡適進行新禮改良之時, 正是民國肇建之處, 在思想文化方面, 中、西文化進行著激烈的碰撞, 再也難以出現儒學“定于一統”的局面。思想上的紛爭折射在政治領域就表現出政治的分裂, 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中充斥了改良派、革命派以及以遺老遺少為代表的守舊派。所以, 胡適留學歸來之時, 看到的是一個政治部統一, 思想紛亂, 沒有穩定的政治思想、政治價值和政治理念。   正如在傳統社會中, 大一統的政府可以將自己認可的儒家思想、價值自上而下, 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貫徹到全體民眾中間去。而這一套儒家思想、價值也是受到絕大多數文化精英所認可的, 當然, 任何時代都會出現一些異端。但我們可以籠統的說,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 儒家思想一直占據者“正統”的理論高地。但是晚清、民初, 儒家思想經歷了西學的不斷沖擊, 地位搖搖欲墜, 已經失去了在文化領域的主導地位, 不再為大多數文化精英所信仰。失去國家權力和文化精英的推動和支撐, 雖然儒家的禮儀制度憑借著文化的慣性, 仍然主宰著相當一部分人的日常生活, 但也已經如同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逐漸失去了禮樂文化的活力。   胡適作為敢開風氣之先的人物, 他對婚禮的改革就是要將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和不適應時代精神的價值觀念從日常的生活禮俗中剝離出來, 進而想將現代思想和價值貫徹到日常生活儀俗中去。他和家鄉的先輩朱熹一樣, 對依靠政治權力來“教化”民眾不抱太大希望, 因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自身都處在分裂之中, 如果作為領導的精英“在前進道路上遲疑不決, 搖擺不定, 群眾必定止步不前, 結果是毫無進步”。因此, 胡適選擇像朱熹那樣, 擔負起文化精英的領導義務, 以現代精神和價值引導和規范國民的生活和行為方式, 從而培育出現代國民特質。   從現代價值和人們日常生活方式、習慣的關系來看, 生活方式背后總有一套價值理念作支撐。新的生活習慣、儀式蘊含著現代精神和價值。只有對舊的生活方式加以改造, 才可以使人們在日常生活實踐中逐漸適應現代性理念, 推進現代化的前進。反之, 現代政治觀念、政治價值的傳播也能促進人們生活方式的現代化。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之所以走的如此艱難,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在于我們的傳統底蘊過于深厚、傳統勢力過于強大, 對現代化的抵制也是最持久和堅強的。另一方面則是我們“啟蒙”的不徹底, 我這里的不徹底主要指“啟蒙”的廣度, 即近代以來, 擔負啟蒙人物的知識分子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 現代化的價值理念難以影響到城市之外的地方。而中國廣大的鄉村地區, 文化的領導權則掌握在受傳統文化教育影響的鄉紳手里。鄉紳們倡導的傳統價值和當地的傳統生活方式結合在一起, 導致中國的現代化只是城市的現代化。所以, 如果要加速推進中國的現代化, 現代知識分子必須像傳統士大夫一樣, 擔負起地方的文化領導權, 以化民成俗為己任, 將現代化的理念和生活方式逐步普及到地方。胡適對地方禮俗的改革正是體現他自下而上、在地方日常文化中推進現代思想傳播的一種努力。   (三) 生活政治與國家現代化   西方的現代化是從經濟和文化領域起步, 先有文藝復興、啟蒙運動, 繼之以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資產階級隊伍的擴大。最終, 社會的變革促成了政治的變革, 西方國家逐漸實現現代化。但東方社會不具備施行這種現代模式的條件, 面對內憂外患, 落后國家要實現快速現代化, 必須有一個強有力且具備現代政治理念的政府, 且主流精英之間要有基本的共識, 即在現代化方向上不能出現背道而馳的局面。不幸的是, 中國近代以來既沒有強有力的政府, 也沒有取得共識的精英階層。   清政府以及后來的北洋政府, 他們都沒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統治階層在紛紜變化的世界大勢中沒有及時作出應對, 形成穩定、統一的政治思想意識, 也就無所謂通過制度安排將之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的明治維新, 政府提倡“文明開化”、社會生活歐洲化。而“文明開化”的風潮一旦形成, 對于原本傳統而保守的日本社會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不僅體現在物質需求與生活習慣上逐漸現代化, 思想與觀念上也逐漸有了現代化的傾向, 例如守時、衛生等概念?梢, 生活習慣的轉變有利于促進現代思想的傳播。   胡適的禮俗改革可以看做知識分子為國家、民族的現代化而做出的努力。胡適在近代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正是由于他在各個領域敢“開風氣”, 他的改革不僅是對傳統的挑戰與變革, 而且給當時處于報國無門的知識分子指出了一條新的路徑, 即“啟蒙”不能僅僅停留在口頭, 還需要不斷的去實驗。后來梁漱溟、晏陽初等人的鄉村建未必不受胡適所開風氣的影響。   參考文獻   胡適、鄭大華整理2003《胡適文存》第1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   []杜佑1988《通典》, 中華書局。   []歐陽哲主編1998《胡詩文集》, 北京大學出版社。   秦蕙田《五禮通考》卷155, 三味堂。   []陸發春編1996《胡適家書》, 安徽人民出版社。   []魏收1974《魏書》, 中華書局。   []朱文華編1998《自由之師》, 東方出版中心。   [][美]唐德剛著1999《胡適雜憶》 (增訂本) ,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周質平編譯2001《不思量自難忘--胡適給韋蓮司的信》, 安徽教育出版社。   孫希旦1996《禮記集解》, 中華書局。   []宋·朱熹1987《四書集注》, 岳麓書社。   []胡適2013《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 北京大學出版社。
關于胡適的論文(優秀范文8篇)
第一篇:新文化運動下胡適主張中的文化自信探析 第二篇:近代胡適對婚禮思想的改良實踐
第三篇:胡適與李大釗關于“問題與主義”的論爭 第四篇:胡適抗戰思想的變遷與成因分析
第五篇:抗日戰爭前后胡適對日本的態度變化 第六篇:不同時段胡適對五四運動的態度探析
第七篇:抗日戰爭時期胡適對日的外交態度及作用 第八篇:《夏鼐日記》中對胡適形象的評價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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