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主題學下的東方視野研究

比較文學主題學論文(最新范文8篇)之第三篇 摘要: 訪談回顧了印度的比較文學,勾勒了印度比較文學語境下的中國研究,介紹了比較文學的中印合作,分析了比較文學面臨的諸多挑戰,包括蘇珊巴斯奈特否認比較文學學科,加亞特里查克拉瓦蒂斯皮瓦克宣布比較文學學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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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文學主題學論文(最新范文8篇)之第三篇

  摘要:訪談回顧了印度的比較文學,勾勒了印度比較文學語境下的中國研究,介紹了比較文學的中印合作,分析了比較文學面臨的諸多挑戰,包括蘇珊·巴斯奈特否認比較文學學科,加亞特里·查克拉瓦蒂·斯皮瓦克宣布比較文學學科死亡,列舉了印度比較文學的應對策略,包括促進印度諸語文學,傳播印度諸語翻譯,舉辦文學研討班和會議,頒發年度獎表彰印度諸語所取得的成績,使用印度諸語獨立出版文學雜志,點評了比較文學法國學派、美國學派和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問題,進而探討了比較文學構建和諧世界的途徑,包括在民族和文化之間建立關系,開啟對話的空間,促進文化的更大理解,推動創新進程為未來帶來新的和諧和愿景。

  關鍵詞:比較文學主題學,東方視野,構建和諧世界

比較文學主題學論文

  此文是四川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張叉對印度賈達夫普爾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蘇芭·查克拉沃蒂·達斯古普塔所作的比較文學專題訪談錄的主要內容。張叉教授對蘇芭·查克拉沃蒂·達斯古普塔教授所作的專題訪談錄由八個部分組成,這里發表的是其中的七個部分,另一個部分已經發表。1

  一、印度的比較文學

  張叉:您于2004年在賈達夫普爾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著作《印度文學研究:文類學》(Literary Studies in India:Genology)。請同我們分享一下您在文類學方面的主要創見好嗎?

  蘇芭·查克拉沃蒂·達斯古普塔(以下簡稱達斯古普塔):我這部作品是一卷編著,這是初步的努力,目的是找出印度同西方在文類學觀點方面諸多細微的差別與巨大的相似。比如,以亞里士多德為例,模仿藝術的三種區分因素是模仿的模式、對象和手段。對于印度美學家來說,同亞里士多德的模仿藝術不一樣的是,由語言和意義的統一體構成的詩歌(kavya)或文本,可以參照視覺或聽覺的東西,參照使用的語言即梵文、普拉克里特(Prakrit)或阿帕拉姆薩(Apabhramsa),參照對生活和世界的理想或現實的態度,參照普通的修辭手段來進行分類。顯而易見,在口頭文本中,是構成交際事件、觀眾種類、背景、觀眾與表演者之間的關系、功能等的系統維度造就了這一文類。像證言(the testimonio)這樣的個人文類也得到了分析,并以證言為例,發現在斗爭的語境之下,證言書寫超越了個人自身,并在其中注入了集體意識。由于這是一卷編著,所以里面有幾篇文章的創見是各不相同的。

  張叉:我們知道,早在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得以創建之前,在印度文學中就已經出現了一些關注比較層面的文本。您能就此給我們作一個闡釋嗎?

  達斯古普塔:我在早先的一篇文章中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主要指的是經常在梵文或孟加拉文學與歐洲文學之間運用比較的19世紀孟加拉文本。班基姆錢德拉·查托帕迪耶(Bankimchandra Chattopadhyay)的《沙恭達羅、米蘭達和苔絲狄蒙娜》(“Sakuntala,Miranda and Desdemona”)就是一個恰當的例子。當時有數不清的、采用印度眾多語言撰寫的文章對莎士比亞和迦梨陀娑(Kalidasa)進行比較。在梵文史詩及其區域語言翻譯之間也有比較。出現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文本,特別是翻譯背景下的文本中的世界文學的主題在印度比較文學的構想當中也很重要。

  張叉:泰戈爾的“世界文學”(visvasahitya)的思想很復雜,其特征是它有一種藝術家群體的感覺,這些藝術家就是一群工人在一起建造大廈,一座世界文學的大廈;不過,布達德瓦·博斯(Buddhadeva Bose)并不完全贊同泰戈爾這些理想主義的觀點,原因是他相信有必要脫離泰戈爾而成為時代的一部分,成為現代性的一部分。他們兩人當中,您支持哪一個?

  達斯古普塔:泰戈爾試圖將其烏托邦的思想貫穿于畢生的實踐之中,這在創建印度國際大學(Visva Bharati)和印度國際大學城(Santiniketan)的事情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的許多思想在今天的教育學、生態平衡、創造性努力等語境之下都產生了新的意義,因此,不可能不對他的文學作出積極的反應,他的文學同他在生活不同方面的觀點有著密切的聯系。與此同時,博斯和他之后的其他人正試圖以一種更世俗而務實的方式盡力去理解現代的真實情況。同樣也在這里,一種現代情感不得不對他的構想作出反應。所以,我要說,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兩者都是相關的,兩者都有很多東西可以呈現。我必須加以澄清的是,雖然博斯和后來的現代主義作家普遍批評泰戈爾的世界愿景,但是當他們周圍的一切都陷入混亂之中時,他們卻沒有特別批評他的“世界文學”觀點。

  張叉:印度比較文學是如何開始的?

  達斯古普塔:印度比較文學始于賈達夫普爾大學(Jadavpur University)設立比較文學系之際的1956年,當時布達德瓦·博斯應邀擔任系主任。此前,泰戈爾已經于1907年在賈達夫普爾大學的母體全國教育委員會(the 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發表了關于世界文學的演講,全國教育委員會的建立是為了建構能夠符合國家需要的教育政策。

  張叉:賈達夫普爾大學比較文學系在設立的同年出臺了第一個教學大綱。用您的話來說,這個教學大綱“是很有挑戰性的”2。從什么意義上說它很有挑戰性?

  達斯古普塔:這個教學大綱非常寬泛,里面有古典梵語文學、古代希臘羅馬文學,印度和歐洲文學中的中世紀時期,從早期到現代的孟加拉文學以及中世紀、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浪漫主義和現代的歐洲文學。申請碩士學位的學生必須在兩年之內覆蓋所有這些內容。

  張叉:盡管薩蒂恩德拉·杜塔(Satyendranath Dutta,亦拼作Satyendranath Datta或Satyendra Nath Dutta,1882—1922)年僅40歲就去世了,但是他贏得了很高的聲譽。他去世以后,泰戈爾寫了一首詩,這已經使他名垂千古,加爾各答南部的一條街也以他的名字命了名。他是公認的押韻詩奇才,是杰出的詩人翻譯家,是包括中世紀印度歷史、文化和神話在內的多學科領域的專家。他在1904年指出,就翻譯而言,同世界上各種文學建立關系已是“快樂的關系”(relationships of joy)。您對他的說法有何評價?

  達斯古普塔: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時期,人們可以用一種快樂精神自由地從不同的文學中翻譯詩歌,有時候把它們稱為“影子翻譯”(shadow translations)。杜塔本人是偉大的翻譯家,他樂于創造不同的節奏模式,這對他來說也是快樂源泉。對他來說,翻譯是一種同其他國家的詩歌建立關系的、純粹為了消遣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他對世界文學的看法。深入理解其他文學是通向文學關系的切入點,而文學關系又引生出了快樂。

  張叉:許多印度學者認為,印度只有區域文學(regional literatures),比如泰米爾文學、馬來亞文學、孟加拉文學等等。難怪有一些印度學者質疑,是否真正可以討論印度文學這個術語3。您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達斯古普塔:作為一個比較文學學者,我認為,沒有文學是獨立存在的,文學是有一系列連續不斷的相互關系的,在有共同的遺產和歷史的時候,就更是如此了。因此,雖然印度每一種語言都有自己的文學,但是它也受到其他印度文學的影響,受到一個宏大的、共同的歷史背景的影響。然而,泰米爾語、馬拉雅拉姆語和孟加拉語都是獨立的文學,同時也是印度文學龐大而多樣的語料庫的一部分。有時候,學者們也談及印度文學。

  張叉:21世紀的印度比較文學同其他兩個相關領域有關系,一個是翻譯研究,另一個是文化研究。您能夠在這方面給我們多介紹一些情況嗎?

  達斯古普塔:幾個新的比較文學系已經建立起來了,它們叫比較文學和翻譯研究。在德里安貝德卡大學(Ambedkar University)建立的這個系是新近的例子。即使是在一些較為古老的比較文學系里,也有一兩門翻譯研究的課程。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一個人需要通過翻譯研究來廓清跨文學和跨文化關系的本質。一些應用課程可能也有助于在學習中探討其他的美學和文化體系。

  與此相似,文化研究在全國各地的比較文學教學大綱中也已經找到了各自的位置。伯明翰學院(the Birmingham School)的一些初級文本普遍得到了引進,而當時印度的每個系都有自己的重點領域。例如,賈達夫普爾大學的比較文學系開設了一門課程,這門課程提供了對于不同文化傳統中的民族主義、帝國主義、性別、身份、多元文化等問題的思考方法。此外,還有單獨的、關于文學和媒介間性的課程群或課程,在這里,文化研究又有用武之地了。

  張叉:中國一些學者認為,古代中國、印度和希臘都有自己獨特的詩學,是世界詩學的三大主要來源。印度研究中心的創始人、著名的詩學專家克洛斯佩特·達薩帕·納拉西姆海(Closepet Dasappa Narasimhaiah,1921—2005)認為,梵文詩學應該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4。在比較文學研究中,梵文詩學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呢?

  達斯古普塔:開設一門比較美學的課程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許多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大學里,卻沒有比較文學的課程,部分原因是缺乏對至少兩個體系具備非常透徹知識的學者。但是無論如何,在與印度的古代文學相關的課程中以及在弄清與詩歌相關的概念方面,梵文詩學(Sanskrit poetics)確實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味論(the rasa theory)來研究文學的方法也不少見。這樣,要接近早期戲劇,對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詩學》(Poetics)和婆羅多(Bharata)的《舞論》(Natyasastra)進行研究就更加必要,比如,研究索?死账(Sophocles)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和迦梨陀娑的《莎恭達羅》(Abhijnanasakuntalam)。但是,我確實覺得,一個人需要更加詳細地考察梵文詩學,需要在亞洲語境之下把眼光轉向其他的古代美學體系和相關的詩學。

  張叉:1907年,泰戈爾在家鄉加爾各答全國教育委員會上發表題為《維薩瓦提亞》(“Visvasahitya”)的演講,他使用的“維薩瓦提亞”一詞大致等同于“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這一術語,這一演講也普遍認為是印度比較文學正式發端的標志。要考察印度比較文學,就無法繞過泰戈爾。您如何看待他在印度乃至世界比較文學中的地位?

  達斯古普塔:泰戈爾在論及維薩瓦提亞或世界文學的文章中一直致力于構建一種理念,他并沒有為世界文學的研究提出一種教學結構。如果印度和其它地方的比較文學都更加仔細地考察關于文學的觀念,這些觀念必然同人類的關系相聯系,也同這種互惠關系中的關于快樂的整個問題相聯系。一個人可以把他這篇文章連同其它文章一起加以閱讀,以整體的方式從事文學研究,這將在一個非常宏大而開放的層面滿足人道主義和環境的需求。在他的作品中,同區域與同全球的關系也得到梳理。泰戈爾在印度的比較文學課程中確實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要在印度以外的比較文學系的語境中對他進行研究,則需要更多地翻譯他的作品。

  張叉:至于比較印度文學(Comparative Indian Literature)是否是比較文學的問題,不同的印度學者有不同的看法。薩達爾帕特爾大學(Sardar Patel University)英語研究生系主任D.S.米什拉(D.S.Mishra)認為,比較印度文學不能認作純粹的比較文學,而賈達夫普爾大學比較文學系原教授阿米亞·德瓦(Amiya Dev)則認為,比較印度文學是真正的比較文學。請問您的看法是什么?

  達斯古普塔:1994年,德里大學(Delhi University)現代印度語文系(the Department of Modern Indian Languages)開設了印度比較文學課程。盡管我在德里大學工作以后就意識到,現代印度語言和文學研究系必然在比較印度文學的框架下做比較文學研究,但是我依然更喜歡比較文學這一術語。在考察印度文學的時候,一個人必然要一次又一次地跨越地緣政治區域,因為在文化形成的融合特性中,它所接觸到的不同文化始終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這樣一種語境下,一個人即使從事印度文學研究,那他也是在做比較文學研究。我認為,阿米亞·德瓦的意思是,在印度,一個人必須要作某種印度的比較文學研究,因為接受史、同化史和類比史因國而異,而跟其他國家一樣,印度也有其獨特的背景。由于比較文學是在不同的地方得以實踐的,所以它必然由這些地方的歷史來界定,包括文化歷史與政治歷史在內。

  張叉:比較印度文學的根本目的是找出“印度性”(Indianness),以便為多語言、多宗教、多種族的印度尋找文化紐帶,并促進民族團結和統一。“印度性”的主要內涵是什么?

  達斯古普塔:對一些學者來說,印度比較文學的目的是為了突出印度在與多元社會中不斷發揮作用的多元維度,突出在文學和文化表述中發揮作用的多元認識論的活力。這也是“印度性”多元文化和傳統的存在。然而,其他文化也是如此,我要說的是,一般來說,尋找在特定文化中存在的文學主題、意象、神話等不同的起源和細微的差別是世界比較文學學者的目標之一。文學文化繼續受到許多文化的影響,而比較文學學者必需嘗試將許多文化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研究。然而,甚至在我們談論特定文化的時候,我們談論的也是因為歷史事件而進入一種特定文化的某些元素,也是其生活世界中的某些元素,是某些美學規范和價值以及接近現象的模式。但是由于同其它文化的相互影響,歷史上的這些東西在很大程度上再次被修改了。對這些改變的研究是重要的。

  張叉:在印度,《賈達夫普爾比較文學學報》(Jadavpur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直是文學研究的重要期刊。您能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期刊嗎?

  達斯古普塔:這本期刊于1961年創辦,而且是年刊,由納雷什·古哈(Naresh Guha)編輯,他那個時候是這個系的負責人。文章主要是用英語撰寫的,但是也經常用孟加拉語撰寫。在最初幾年時間里,主要有東方—西方類型的文章,有時候也有文章具體研究印度文學或西方文學。早期出版的學報中,有一期以波德萊爾為主題,涉及到在不同地方和從不同角度來作的波德萊爾研究。來自印度以外的各地優秀的比較文學學者為這家學報投稿,偶爾也會有一些書評文章。印度文學逐漸開始同非洲和拉丁美洲文學一起受到重視。這本學報出版了翻譯研究、奴隸敘事?,還有一期?顷P于知識體系文學的。當今,《賈達夫普爾比較文學學報》繼續在學術界占有重要的地位。

  張叉:比較文學在印度創建以后,有兩個全國性質的比較文學學會應運而生,一個在賈達夫普爾大學,名為印度比較文學學會(Indi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另一個在德里大學,名為比較印度文學學會(Comparative Indian Literature Association)。這兩個學會于1992年合并,由此組建了印度比較文學學會(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of India)。請問這個學會在印度比較文學研究中發揮的作用是什么?

  達斯古普塔:學會每年召集一次會議,出版一份簡報和一期在線期刊。同時,它也同國際比較文學學會保持著聯系,發布與國際比較文學學會會議有關的新聞。學會年會上提交的論文對這個國家一般的文學學者所持的重要觀點與所用的思考方法進行深入的探討。

  張叉:在過去幾年時間里,印度的比較文學已經有了新的視野,接觸到不同的文化和知識領域,特別是那些與邊緣化空間有關的領域,同時也關注到恢復非等級文學關系的新領域。請問這些研究具體是怎么進行的?

  達斯古普塔:比較文學系如今開始研究目前存在于印度鄉村地區的口頭敘事,研究瀕臨滅絕的口頭敘事的形式,努力從不同的地區對它們進行記錄。這項工作的重點也在于方法論,在于一個人如何在不占用本土傳統知識體系的情況下記錄本土傳統并與之合作,在可能的情況下允許人民建立各自的檔案。一些印度的比較文學學者也對大都市流派下鄉村社區里的表述元素的現狀進行了細致的研究。德里大學的現代印度語言和文學研究系在部落社區的表演傳統方面有很強的關注度。

  張叉:印度比較文學的主要特點是什么?

  達斯古普塔:這個國家的比較文學是從不同的角度、在不同地方來講授的。許多地方的重點是把印度文學作為比較文學來看待。賈達夫普爾大學比較文學系的主要特點是有一套或多或少結構化了的教學大綱,其重點在于早期階段的類比研究,比如,西方和印度史詩,或希臘和梵語戲劇,然后是一些關于主題、流派比較研究的核心課程,接著是文學史編纂學。尤其在現代語境下,接受和跨文化文學關系也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在這里,一個人可以考察西方和亞洲的文本。涉及地球南方國家的地區研究(Area Studies)是另一重要的特征,加拿大研究是唯一的例外。在印度文學成為關注點的地方,一個人在泛印度的語境下研究《羅摩衍那》(Rāmāyana),也在地緣政治的邊界之外研究巴克提運動(the Bhakti movement)、印度婦女寫作視野、表演研究和口頭文本以及某些特定主題的研究,比如分區文學(Partition Literature)等等。因此,在今日的印度,可能有兩個比較文學“學派”,它們都在某種程度上關注以印度為中心的亞洲文學。表演研究,特別是與本土形式(indigenous forms)相關的研究也正在比較文學研究中逐漸變得重要起來。

  二、印度比較文學語境下的中國研究

  張叉:20世紀90年代,盡管賈達夫普爾大學沒有專門的師資開設地區研究的課程,但是中國和日本文學中的地區研究要素已經形成框架。這是比較領域的一個重要的重構,原因是過去的重點是歐洲文學、拉丁美洲文學和非洲各國文學,沒有關注到亞洲國家的文學。您能就此詳細闡釋一下嗎?

  達斯古普塔:至少從本世紀之交開始,研究的重點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轉移到了亞洲國家。雖然語言仍然成為一個問題,而用于講授地區研究課程的基礎設施也不具備,但是這一地區的研究工作在政府資助機構(大學資助委員會特別援助項目)批準的研究項目中得到了加強。2005年,在特別援助項目的資助下,比較文學系開始特別關注亞洲文學。我們有過幾個項目,比如亞洲國家旅游講座、亞洲文學文本中關于“愛情”“死亡”“榮譽”等概念的專著,這些項目對從亞洲一個地區到另一個和其他幾個地區的表演傳統進行追溯。并非所有這些項目都已完成,而只完成了其中一或兩個,有些地區組織了一些講座,對于要在這一地區從事比較研究工作的研修生來說,這些在后來都是有幫助的。例如,坦·森·森(Tan Sen Sen)教授橫跨亞洲作了幾場關于佛教的講座,而有一個學生后來就在她學位論文中作了印度和中國的本生經故事(Jataka stories)比較研究。她還在這個項目中以研究員的身份工作過,學習過中文,在中國度過了一段時間。這一關注點還在繼續,現在還有至少兩名中國來的學生在這個系做研究工作。

  張叉:請您簡單介紹一下賈達夫普爾大學的哈里·普拉薩納·畢斯瓦印度—中國文化研究中心(Hari Prasanna Biswas India—China Cultural Studies Centre of Jadavpur University)好嗎?

  達斯古普塔:哈里·普拉薩納·畢斯瓦中心于2010年開始運作,由一名中國研究的領軍學者哈里·普拉薩納·畢斯瓦(Hari Prasanna Biswas)提供資金幫助。這個中心設在國際關系系,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特里迪·查克拉博蒂(Tridib Chakraborty)教授是其協調人。這個中心主辦了許多國內和國際研討會。這個中心的重要貢獻之一是在賈達夫普爾大學語言與語言學學院創建了中國語言研究。

  張叉:《詩經》中的作品上自西周初葉(前11世紀),下至春秋中葉(前6世紀),若以此為依據,中國文學有著長達三千多年的歷史,它同印度文學一起都是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印度學者是否與中國文學建立了關系?

  達斯古普塔:是的,印度有專門的中國研究項目,有些項目的重點在文學,更多項目的重點則在語言、政治和國際關系。不過,學者們長期從事與佛教有關的文學研究,有一些文本已經非常受大眾的歡迎。例如,魯迅的作品已經譯成了孟加拉語、印地語、泰米爾語和烏爾都語。他的百年誕辰的慶典在許多地方是以研討會和專題討論會的形式進行的,由此產生許多關于他的專題論文。中國的一些古典詩歌得以翻譯,人們對中國新文學運動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們重新有了一些翻譯成果,例如毛澤東的詩歌可以在翻譯中找到,中國女性作家現在也正在得到研究。

  張叉:泰戈爾在比較文學研究中不僅關注到了西方,而且還關注到了東方。這里所說的東方包括像日本、朝鮮和中國這樣的東亞國家。他曾經對中國文學史上的李白進行過一些評論,這一點給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您可以勾勒一下自泰戈爾研究中國文學以來印度比較文學研究的大致情況嗎?

  達斯古普塔:在賈達夫普爾大學,我們多年以來都把《紅樓夢》和《西游記》納入一門給學生開設的課程之中。吉姆利·巴達查利雅(Rimli Bhattacharya)過去是這個系的學生,目前在德里大學任教,以前還學習過中文,他以客座教師的身份來這里就這兩部中國文學經典的文本開設了幾場講座。那時,在抒情和敘事傳統的兩門課程中,中國早期的詩歌和敘事文也跟日本的俳句(Haiku)和《源氏物語》(The Tale of Genji)一樣得到了討論。在賈達夫普爾大學和德里大學(現代印度語言與文化研究系),中國比較文學是比較文學史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比較文學系還同印度國際大學的中國學院(Cheena Bhavana)就基礎設施援助事宜相互配合,同亞洲研究相關的課程也已經啟動,在這些課程中,東亞以重要的方式出現。

  張叉:從同中國文學關系的角度來關注印度文學的比較層面,有這樣的文本嗎?

  達斯古普塔:著名漢學家師覺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撰寫了一部名為《印度與中國:千年文化關系》(India and China:A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al Relations)(1951)的著作。2014年,在外交部的支持下,印中聯合編審委員會用中英文編撰的《印中文化交流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IndiaChina Cultural Contacts)出版了。這兩部著作對印度的比較文學學者來說都很重要。阿米亞·德瓦教授和西斯·古馬爾·達斯(Sisir Kumar Das)教授等比較文學學者曾同著名的中印關系學者譚中教授進行過交流。阿米亞·德瓦還同王邦維與魏麗明一起合編了《泰戈爾與中國》(Tagore and China)。西斯·古馬爾·達斯教授多次與譚中教授合作,為他的《跨越喜馬拉雅的鴻溝:印度尋求理解中國》(Across the Himalayan Gap: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一書撰稿。

  張叉:《西游記》是中國四大名著之一,其創作靈感來自于玄奘(600—664)的生平。中國兩位著名學者胡適與陳寅恪的研究表明,《西游記》中美猴王的原型是印度作品《羅摩衍那》中的哈奴曼(Hanuman)。當然,也有一些學者不贊同這一觀點。在印度,有人對哈奴曼和美猴王的關系作過影響研究嗎?

  達斯古普塔:我還沒有看到過任何關于哈奴曼和美猴王之間影響關系的研究。我在這方面的知識有限。

  張叉:為了研究宗教和尋覓宗教源流,玄奘于629年徒步西行,最后在633年到達印度。他在著名的那爛陀寺(Nalanda monastery)作了一段時間的研究后,于645年回國,取回數百部佛教經書,其中包含了一些最為重要的大乘佛教經典,并把余生都用到經書翻譯工作中。他創立了佛教的唯識宗5,同時給世界留下了一部非常重要的編年史著作《大唐西域記》,記述了他歷時19年的西行之旅。泰戈爾于1924年訪華,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接受采訪,這在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61年,為了紀念其百歲誕辰,中國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10卷本《泰戈爾作品集》。在過去幾十年中,出版了他的中文版《吉檀迦利》(Gitanjali)和其他作品。包括郭沫若、徐志摩與謝冰心等文豪在內的不少中國作家都深受泰戈爾的影響。您對這種現象有何評價?

  達斯古普塔:是的,我們經常提到玄奘,還提到法顯和義凈以及他們所作的詳細記錄,這些記錄對于重構這一段時期的歷史非常重要。它們還提供了由中國人也由印度人所呈現出的、關于跨文化態度的歷史。這些記錄也重要,這是由于他們在旅行的時候提供了中國和印度鄰近地區的詳細信息。

  泰戈爾的互動推動了長期的對話和關系,促進了兩種語境下的創造力,激發了本地區關于亞洲和東方文明的話語,從各種角度來看也都是重要的。這些互動讓我們想起了在兩個文明之間已經存在的親和力和相互關系以及維持它們的必要性。

  三、比較文學研究的中印合作

  張叉:在比較文學研究中,中印兩國學者有哪些優勢與劣勢?

  達斯古普塔:優勢是這一領域是大大開放的,且由于中印兩國同其他很多文化已經有了互動,所以在跨文學研究活動方面有許多可能性。另一個要點是,同歐美世界相比,中印兩國在美學體系的方法上存在著幾點差異。盡管有相似之處,但是對這些差異進行的研究可能會在文學中激發出新的創新性觀點,同時也可能會達成對某些現象的分層理解。劣勢可能是缺乏檔案材料,實際情況是,因為可能大部分材料都難以獲取,或者可能這些材料已處于消亡的邊緣,所以必須通過艱苦的研究,以此找到和打通不同文化和文學傳統進行聯系的道路。

  張叉:印度和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中的兩個,又是彼此相鄰的國家。印度和中國有著有記載的、長達2000多年的交流史。在學術研究特別是比較文學研究上,今后兩國可以在哪些方面進行合作?

  達斯古普塔:需要在各種問題上開展合作。例如,梵文研究、泰米爾語和中國詩學以及兩國早期敘事傳統研究都是可以開展的。兩種文化中的民俗學和知識傳統是需要合作開展的另一個領域。然后是佛教研究、敘事傳統與進入文學的意象等整個領域,雖然在這方面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還有更多的空間。絲綢之路與圍繞絲綢之路的文學也可以在鄰近的國家開展起來,也可以就歐洲文學在這兩個國家的接受問題進行比較研究,在比較文學系之間進行的交流項目是可以從老師和學生之間的交流開始的。

  四、比較文學面臨的挑戰

  張叉:蘇珊·巴斯奈特否認比較文學是一門學科:“然而,我相信比較文學或者翻譯研究就本身的資格而言并不是學科;它們只是走近文學的方法。試圖爭論這些龐大而松散的研究領域是否是不同尋常的學科純粹是毫無意義的時間浪費,這是因為它們非常多樣化,而且是由如語言學、文學研究、歷史、政治、電影、戲劇等其它學科結成的一個綜合體中派生出來的。”6您認為一門學科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

  達斯古普塔:每個領域都有它自身的學科標準。比如,人文學科就有一套同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不同的標準。然而,主題的歷史和時間考驗過的作品,它的傳統,本領域中杰出的學者,一套目標、公認的研究程序,理論和概念的深度,未來人文學科主題的有效性,這些都是可以衡量的標準。

  張叉:2003年,您一位生活在美國的同胞加亞特里·查克拉瓦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arty Spivak)教授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有影響的著作《學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她在這部著作中宣稱,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已經死亡。您對此有什么評論?

  達斯古普塔:我想,斯皮瓦克教授所談論的是美國具體一種比較文學的死亡,而且她在其著作《學科之死》中所主張的是,比較文學需要一套不同的研究方法。

  張叉:自從在大約200多年前作為一門學科誕生以來,比較文學就一直受到全世界學者的質疑。您如何理解這一現象?

  達斯古普塔:可能是這一學科的開放性導致學者們對它的前提提出質疑。實際上,開放性也是它的優點。單一的文學學者對于以翻譯為基礎的文學研究也有質疑。

  張叉:世界比較文學研究取得的最顯著的成就是什么?

  達斯古普塔:我認為,成就是多種多樣的,比較文學站在人文學科研究的制高點上,不斷地進入不屬于學界框架的空間,以批判的眼光不斷拓展視野,幫助學生敏銳地理解其他文化,時而通過讓學生接觸大量多樣化的文學來進行對話、發現關系和增強創造力。

  張叉:比較文學目前的最大問題是什么?

  達斯古普塔:就世界比較文學的現狀而言,除了缺乏對人文學科的制度支持外,還有一個問題是實施的范圍不平衡。在比較文學研究的語境下,必須要有更多的空間讓無人代表的聲音被聽到。

  五、印度比較文學的應對策略

  張叉:印度學者孔亞莫帕拉姆巴斯·桑吉德南登(Koyamparambath Sachidanandan,1948—)在《全球化與文化》(“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一文中認為,全球化的理論建立在單一國家與單一文化基礎上,企圖壟斷文化權,而印度在全球化過程中所面臨的最大威脅是民族語言的消亡,因特網上通行的是英語,英語正在取代印度的多種語言,印度文學在全球化語境中逐步喪失自己的民族性,正在變成印度英語文學,印度性必將在這一過程中蕩然無存7。您贊同他的看法嗎?

  達斯古普塔:我認為,就像在世界其它地方一樣,在印度盡管英語確實正變得越來越重要,而且作家也希望有越來越多的作品翻譯成英語,但是英語并不會取代印度的這些語言。無論如何,印度作家都會繼續用自己的語言創作優秀作品,這些作品也得到廣大讀者的閱讀和欣賞。今天,大量印度語文本文獻可以在互聯網上查閱到。

  張叉:當今世界,全球化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普遍化、“同質化”對特殊化、“異質化”構成了嚴重擠壓,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8。據我所知,印度也或多或少面臨著這方面的問題。能否請您簡單介紹一下印度在保護民族語言、文學與文化方面的情況?

  達斯古普塔:印度有兩個國家機構,主要功能是促進印度諸語文學,傳播印度諸語翻譯,同作家和學者一道舉辦文學研討班和會議,頒發年度獎以認可印度諸語所取得的成績。此外,有民俗學院幫助保護本土文學傳統,有由作者和學者組成的地方機構,使用印度諸語獨立出版文學雜志;也有獨立的音樂、繪畫和表演藝術中心;還有促進藝術活動和文化交流的印度文化關系委員會(Indian Council for Cultural Relations)。

  張叉:同樣也是在《全球化與文化》一文中,桑吉德南登提出了“國際化”(Internationalisation)的概念。在他看來,國際化是多元文化之間對話的一種手段,它包容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不試圖去規范任何一種文化9。從您的觀點來看,這個建議理想化嗎?

  達斯古普塔:一個人必須要有理想、目標———比較文學也是如此,比較文學歷來相信對話。

  六、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

  張叉:黃維梁教授在2018年發表的《加強“以中釋西”文學批評,構建中國比較文學的話語體系———黃維梁教授訪談錄》一文中指出,“今天文藝理論仍多有唯西方之馬首是瞻的”10。曹順慶教授在1995年發表的《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戰略與重建中國文論話語》11和1996發表的《文論失語癥與文化病態》12兩文中討論了文論失語癥及其成因。在他看來,當今中國文藝理論研究最嚴峻的問題是文論失語癥,現當代文藝理論界已經被西方文藝理論所統治,沒有自己的文藝理論。這種同文藝理論相關的失語癥根源于19世紀末以來的文化病態。您如何看待這種批評?

  達斯古普塔:是的,我確實認為我們需要關注我們的理論,不僅僅是古代的理論,而且還需要關注最近關于這個世界上屬于我們這部分的文學和文化的“話語”。我們也非常關注西方世界的文學理論。1992年,甘內什·德維(Ganesh Devy)也在他叫作《失憶之后》(After Amnesia)的書中發表了類似觀點。在同西方理論相結合的時候,我們也需要從我們確切的事實、文學文本、歷史、物質條件、文學體系等方面提出批判性的觀點。

  張叉:曹順慶教授于2013年在德國海德爾堡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比較文學英文學術專著《比較文學變異學理論》(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世界比較文學學會前主席、烏得勒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歷史與文化研究所主任杜威·佛克馬(Douwe Fokkema)教授撰寫前言,對專著進行了高度評價:“如若不接受曹順慶教授博學論述的挑戰將會是一個極大的損失。”13您對曹順慶教授的《比較文學變異學理論》作何評價?

  達斯古普塔:曹順慶教授在著作《比較文學變異學理論》中提出的變異學觀點對于今天所有比較文學學者的實踐工作都是重要的。我們的學科實踐是以文化交流的平等基礎為前提的,這部著作提醒我們一個現實,即鑒于當今的歷史環境,一個確切的事實是世界文化的生態平衡已經在思想和理論公式框架的語境下遭到破壞了。為了這門學科,也為了更大的文明目標,需要所有相關的人共同努力來糾正這種狀況。

  張叉:黃維梁教授在2017年發表的《守正創新,開辟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新天地———黃維梁教授訪談錄》一文中說,“目前中國的比較文學繁榮興盛”14。多年來,中國學者一直在討論中國比較文學學派的建立問題。至于是否存在這樣一個學派,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學者:四川大學的曹順慶教授和奧胡斯大學(Aarhus University)的拉森(Svend Erik Larsen)教授。曹順慶教授認為,比較文學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三階段的理論體系之一就是已確立的中國學派”15,而拉森教授則認為,“嘗試建立一國之學派是完全無關緊要的,也是同比較文學與一般意義上的比較研究的基本思想背道而弛的”16。您認為同比較文學法國學派和比較文學美國學派并駕齊驅的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真正存在嗎?

  達斯古普塔:從我有限的經驗來看,我認為中國也有自己的方法來做比較文學,因此也可以開始討論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問題了。實際上,我認為當今的“學派”一詞是一誤稱(misnomer),因為美國比較文學(American Comparativism)有很多的種類,而法國比較文學學者(the French Comparatists)已經拋棄許多早期的假設。討論中國的比較文學、法國的比較文學等等,可能會更恰當。

  七、構建和諧世界的比較文學

  張叉:印度哲學家、詩人、文學批評家和民族獨立運動戰士斯里·奧羅賓多(Sri Aurobindo,1872—1950)在《未來詩歌》(The Future Poetry)一書中提出了“未來詩歌”的設想,認為這種詩歌將融合東西方文化的精華,并可能首先在東方國家誕生,而他自己就是第一個“未來詩人”17。在您看來,他的這一設想是否現實,他自己是否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個“未來詩人”?

  達斯古普塔:斯里·奧羅賓多并未完全闡釋清楚他對未來詩歌的看法,而只是提供了足夠的線索。在表達動態的主觀性等方面,他的思想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加以理解。我想,他在談論未來詩歌的時候,可能還想到了其他幾位詩人。要回答您的問題,我得重新仔細閱讀他的作品。

  張叉:在回答中國比較文學要成為一個在世界上有很大影響力的研究群體應當具備哪些研究特色時,樂黛云教授說:“我們的特色就是建筑在我們中國文化深遠的那個歷史根源上,就比方說,‘和而不同’就是中國一向提倡的,外國沒有人講這個東西的。”18您如何看待她的這一觀點?

  達斯古普塔:我尊重樂黛云教授的觀點。如果這一論述暗示要為其他人的聲音留出空間而同時又保持一個人獨立的接洽方法,那么我會贊同的。

  張叉:比較文學在構建和諧世界中可以發揮哪些作用?

  達斯古普塔:通過在民族和文化之間建立關系,開啟對話的空間,促進文化的更大理解,推動創新進程為未來帶來新的和諧和愿景,比較文學可以在構建和諧世界中發揮重要作用。

  注釋
  1、詳見張叉、蘇芭·查克拉沃蒂·達斯古普塔:《比較文學語境下的世界文學---蘇芭·查克拉沃蒂·達斯古普塔教授訪談錄》,張叉主編,《外國語文論叢》第8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87-91頁。
  2、Subha Chakraborty Dasgupta,“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India:An Overview of its History”,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Volume 1,Number 2,2016,p.11.
  3、Amiya Dev and S.K.Das ed.,Comparative Literature:Theory and Practice,India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India,1989,p.53.
  4、C.D.Narasimhaiah ed.,East West Poetics at Work,Sahitya Akademi,Delhi,1994,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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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叉,蘇芭·查克拉沃蒂·達斯古普塔.比較文學的東方視野[J].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21(01):7-16. 轉載請注明來源。原文地址:http://www.724462.tw/html/zhlw/20200424/83295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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